六月一到，大学告别季来临，面对离愁别绪与美好憧憬交织的心情，本科学生常鸣（化名）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放弃收到的一百多份求职邀请，选择再次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那个工作起薪高达二十万元以上，单从报酬角度考虑，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毕业生的心理价位。
今年夏天，有1222万名2025届大学毕业生离开了学校，比2024年多了43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正处在寻找工作或者马上就要进入求职阶段。
最近，教育部公布了针对2025届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行动计划安排。从五月份到八月份，将集中处理就业领域的关键问题和挑战，积极发掘并增加就业机会，着力提升毕业生的职业规划意识，细致地提供就业辅导，以便让更多希望就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前顺利找到工作，从而全方位地保障2025届毕业生能够获得优质且充分的就业。
读研还是找工作？
大四期间，常鸣对于考研和求职反复思量，权衡利弊。他是“双一流”高校的网络安全专业本科学生，该专业在国内享有盛誉，就业前景十分优越，无论是获得工作机会还是高薪职位都相对容易。
做出两个决定之后，内心反复思量的问题核心，往往在于怎样把个人专长转化为实际收益，这无异于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较量，比的是是研究生学习结束后还是在此之前，哪一刻能获得更优越的职位机会。
进入第四学年，常鸣面临抉择。第一学期，秋季招聘、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接连出现，每项都需要认真对待，常鸣率先决定不参加公务员考试。面向毕业生的秋季招聘，会提供众多职位。常鸣谈到，计算机应用技术领域的职位在招聘时大多设有笔试环节，该环节主要通过编程来检验应聘者对算法、数据结构等核心技能的掌握程度，这种考核方式与在校期间偏重理论学习的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提前进行大量练习题的训练，否则没有准备就参加考试几乎无法通过。常鸣决定先全力以赴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成功被录取就继续深造，倘若未能如愿则转向就业市场。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持续增加，但考研报名的人数却时升时降，特别是在2024年和2025年，报名人数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在查看招聘信息时，常鸣注意到一些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减少了招聘名额。这种情况让他感到迷茫，不知道是三年的工作经验更有价值，还是获得硕士学位更有优势。
2025年2月，常鸣得知研究生考试未能成功，便着手大量发送求职申请，持续频繁地浏览着各类招聘平台以及“知名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官方网站，还购买了招聘软件的高级服务以协助过滤目标公司和职位。在3月和4月期间，常鸣整日奔波于制作简历、参加笔试和面试，"常常深夜还在进行笔试"。常鸣向《财经》透露，他总共投递了将近一百份简历，参加了四五十次笔试，最终获得了两个工作录用通知。常鸣打算进入一家从事手机游戏开发的民营企业实习，五月份去了那里，他很快意识到游戏测试职位的工作内容并非他所热衷，同时他也察觉到“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工作，常常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而且这些加班都没有加班费，这些情况促使常鸣重新评估这个工作机会，在毕业前夕，他最终婉拒了这份工作机会，决定再次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赵菲（化名）在澳大利亚某著名学府完成研究生学业，计划于2024年11月返回国内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她申请结束学业的时间是今年4月，然而她并未返回母校参与毕业仪式，主要解释为“现阶段专注于求职”。赵菲是传媒领域的研究生，她希望能在美妆、快销、新媒体等行业获得工作职位。三年前赵菲本科毕业后并未选择继续深造，而是迅速在传媒行业找到了合适的职业岗位。经过数月职场历练，赵菲觉得到海外求学有助于增长见识，于是她递交了辞职申请。
积累海外学习经历之后，赵菲转而关注国际资本公司，递送了二十余份求职申请，却杳无音讯。参与集体面试时，她察觉到应聘外企的多是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若不积极抢答问题、插话，或许连表达意见的时机都难以获得。于是，赵菲迅速调整目标，不再将视线局限在外企，校招和社招的职位都纳入考察范围，但凡条件相仿的都会尝试投递材料。整个秋季招聘期间，赵菲始终未能收到任何录用通知，部分企业并未提供清晰答复，他们所谓的做法是将求职者纳入公司人才库，俗称“慢慢培养”。
赵菲向《财经》透露，近期求职时，她感受到申请的步骤和笔试面试的关卡变得更多了。今年初选环节，运用人工智能开展AI面试的企业数量显著上升。赵菲不得不创建EXCELL文档，追踪每次投递简历后的状态，提示自己当前所处的阶段，以及还可以进行哪些准备。为了提升简历质量，更符合公司用人标准，赵菲花99元找人修改履历，“专业程度更高的服务费用更贵”。经历秋季招聘期间，赵菲曾一度焦虑得“夜不能寐”。
2025年开春，赵菲一边参与春季招聘，一边到某企业进行为期半年的实践，期间存在转正可能，但很快她就觉得该单位的工作步调不适合自己，于是提前终止了实践。经过求职过程中的种种考验，到了四月，赵菲历经多次角逐，最终获得了一家上市企业的录用通知。
就业供需变化，哪些人才紧缺
千万学子涌入职场，众多人争抢一个企业的同一个职位，这种情况对企业与应聘者而言，既是良机也是考验。
毛宇飞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主要研究大数据与劳动力市场分析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等课题，现在正利用招聘平台的数据进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分析。
毛宇飞向《财经》透露，2022年以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一千万，到2025年，毕业生的数量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从供应方面分析，“会带来一定挑战”。从需要方面分析，2025年前几个月的跟踪表明，需求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现阶段，从供应和需要整体状况来看，确实存在有效需求不够充分的问题。
当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遇到的核心困难在于配置不匹配，这种状况在各个行业、各个地方、各类工作以及不同公司性质上都看得到。比如，某些新出现的领域，职位空缺很大，但专业人才却很缺乏。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去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互联网和房地产领域，现在对毕业生的需求正在减少。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就业岗位角逐白热化，大都市与小城市备受毕业生追捧，不过部分边远地区和城镇的职位却无人问津。近些年，众多学子倾心于参加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有的同时报名国家公务员、省级公务员及选调生项目，从准备考试到参加面试耗费时间久远，这使得秋季招聘和春季招聘期间，一些公司特别是私营企业，难以招揽到更多杰出人才加入。
近一两年来，大学毕业生求职展现出若干新动向。毛宇飞注意到，倾向于进入企业工作的学生，其安于现状的心理倾向愈发明显，许多人在初次就业时更倾向于选择国家机关单位。根据今年我们进行的就业形势追踪研究，竞逐国家机关单位岗位的求职者数量激增，平均每十人便争夺一个职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部署，正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造成影响。产业升级换代促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生产模式被自动化技术取代，部分企业实现无人化运营。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包括数字科技、智能系统以及空中交通服务等行业。技术性职业岗位数量上升，与此相反，一般性行政职位的需求出现下降。
人工智能推动了新式生产力的进步，这让常鸣看到了未来工作的希望。常鸣更倾向于从事程序编写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大学期间学习的网络安全专业就业方向比较有限，所以他打算通过继续深造来增强自身技能，并且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钱端毕业于一所“双一流”大学，名叫计算机专业，2024年10月末获得了本校的保研资格，他当时正在一家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后来向他发出了工作邀请，承诺每月支付2万5千元的薪资，钱端开玩笑说，这是得益于整个行业的繁荣，
钱端和家人都更愿意继续深造，因此没有接受这份工作机会。钱端提到，他是理工科学生，发现他的大学同学中大部分人首选是继续学习，会先尝试保送或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果读研不成功再考虑找工作，只有少数同学决定毕业后立刻就业。钱端说，虽然每月2.5万元的薪水让他有过短暂的动心，但那家公司晚上经常需要加班，这个情况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业市场内部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对于大学生求职者而言，这种不平衡体现在不同学科背景的求职者之间，也体现在不同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之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顺利程度大相径庭，获得的经济报酬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刘阳（化名）供职于某直辖市市属高等院校，任职学院以人文学科为主，兼有文理融合专业，主要招收通过专升本途径入学的学生。刘阳发现，2020年之后，该校毕业生及其亲属在求职时更加倾向于追求稳定。该院毕业生中，能够成功考取研究生、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少数表现突出的学生进入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这些情况实属难得。
招聘方在选择求职者时，首要标准是学历背景和毕业院校。刘阳指出，当就业市场需求不强劲时，部分顶尖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找工作时会降低目标，选择条件稍差的职位，这种情况对普通院校和专升本出身的求职者造成一定压力，“导致我们的就业机会被挤压”。同时，近两年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智能系统的普及，也对部分职业岗位造成了影响。他得知，过去几年里，他所在的大学部分专业每年都有学生进入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从事前台类岗位，不过近些年金融机构广泛部署了数字化与智能化的业务场景，进而收缩了实际的经营机构，并且推出了名为智慧柜台的新型服务，因此今年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获得这类职位。
然而，刘阳认为，参加普通专升本考试的学生大多“更贴近现实”，他们的目标不像重点大学的学生那样普遍偏高，不少学生课余时间也会做兼职赚取少量收入，积累了社会实践经历，所以，部分能力突出的毕业生能够获得一份“尚可的工作”，也有毕业生会进入“规模较小的或者规模适中的企业”担任一般职位。
什么是“好的工作”？
每个毕业生都希望尽其可能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临近毕业，常鸣舍弃了已经获得的职位，决定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此事与家人商议后，得到了父母双方的支持。在此之前，针对职业方向，父母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母亲倾向于他从事一份更安稳的职业，而父亲则主张他选择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
即将踏入职场的学子，其决定并非完全个人意志，很多时候体现为家庭共同商议的结果。是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是否参加公务员考试，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具体岗位在哪里，这些方面，许多学生都会参考父母的意见。
刘阳注意到，部分家长的期望值高于学生本人水平。学院教师有时会向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一些工作信息，个别职位或许正是学生愿意尝试的，然而家长或许会因五六千元每月的起薪过低而直接回绝，他们普遍期望薪资能更高一些。许多本科毕业生，对于从事销售、导购、收银等服务行业的工作，往往缺乏热情，他们感觉这类岗位与自己的学历不太相符。最近，所在院系向即将离校的学子们推荐了一个在著名连锁零售机构担任管理培训生的职位，该职位第一年的薪资大约是九千元，对于通过专升本途径获得学位的毕业生来说，算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职业起点，然而，没有人对此表示出兴趣，后来，有些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屡屡受挫之后，再次回到学院询问这个工作机会，但那个公司已经完成了招聘计划，不再接收新的申请。
毛宇飞指出，毕业生在求职时普遍存在期望值偏高的状况。相比之下，人们普遍觉得高职学生就业机会更多。这种现象和教育培养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高职教育侧重于专业技能训练，紧密对接产业需求，部分院校还实施校企联合培养，确保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企业岗位。但是大学教育主要塑造的是具备多种技能的人才和拥有较宽的知识领域，因此从校门出来的年轻人往往对自己的未来职业方向感到迷茫。与此同时，学历层次与薪资水平通常成正比关系。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会期望自己的收入超过只有大专学历的人，而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则往往认为自己的待遇应该优于本科毕业生。所以有些人在寻找工作时，会由于薪资待遇或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不够理想，而宁愿放弃一些工作选择，转而采取暂时不就业的方案。慢就业并非意味着放弃工作，而是这些人心中怀有明确的目标，一旦现实与期望不符，他们就会选择暂时搁置求职计划。
毛宇飞针对慢就业问题开展过专门研究，他指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态度，二是他们倾向于通过考公、读研或留学等方式，追求更符合自身期望的发展路径，并非选择无所事事的状况，只有极少数人希望短暂休整，这类情况并不普遍。选择慢就业的时长，往往取决于具体原因，例如通常以考研为目标的人，会推迟一至两年的工作计划。接连遭遇挫败，很多人便不再试了。决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有些会持续较长时间。这种现象近些年，也获得部分毕业生家人们的认可和推动。
钱端有些学生决定推迟工作，采纳了近年来海外学子常做的“间隔年”计划。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还没明确未来的职业目标，或者暂时找不到称心的工作。所以，打算利用这段空档期，重新梳理职业蓝图，多参与一些项目实践，又或者独立开发一些个人项目来提升技能，从而让个人履历更加亮眼。
劳动力市场正在出现转变，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要思考职业方向问题。与选择慢就业不一样，还有一部分人决定不参加工作。毛宇飞提到，从2017年开始，国际劳工组织开始高度注意遍及全球的尼特族（NEET），这个群体指的是既不继续学习，也不找工作，也不参加培训的年轻人。这类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且人数比例正在增加。
毛宇飞觉得，大学生找工作碰到的核心难题，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怎样寻到称心的工作。人们对理想工作的要求各不相同，社会普遍接受的评判依据能够从三个层面来审视，分别是薪资待遇、工作时长与条件、职业前景，这些要素影响着工作的安定程度，以及工作带给劳动者的满足感和幸福体验，但这些评判标准也很难明确地用数字表示出来。
二零二四年，中央与国家层面颁布了《关于施行工作优先方针推动优质全面工作的意见》（简称“优质工作意见”）作为指导，核心目标在于，城市工作机会持续增加，失业率得到有效管理，劳动参与度保持基本不变，现代人才资源加速培养，工作服务支持系统愈发健全，中产阶层人数逐步增长，社会保障范围持续拓宽，劳动者工作权利切实保障，确保每个人都能借助勤奋劳动达成个人进步。
有关优质工作机会的建议特别强调，针对大学毕业生等年轻群体，需要开辟更多职业发展路径。要推动就业市场化进程，健全薪酬规范、资格评定、技能提升等制度，创造更多能运用专业知识的岗位。引导年轻人进入关键产业、核心领域，以及乡镇基层和中小规模企业工作或创业。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对选择在县域乡镇中小微单位任职的大学毕业生给予更多扶持。加强精准的职业引导，做好工作对接，开展能力提升训练，提供实践锻炼机会。着重帮助经济条件欠佳的毕业生和长期未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让他们尽快获得工作，融入社会生活。保障海外归国人员能够和国内人员一样，获得就业和创业方面的扶持以及相关服务。
多元化的就业政策
2025年当前，一次考察活动里，毛宇飞发现若干值得肯定的态势发展。
毛宇飞表示，通过考察发现，有位硕士研究生决定进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私营人力资源公司任职，该公司属于民营企业，并且有非北京户籍人员在京就业申请户口的机会。“尽管数量不多，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过去，北京获得户口的机会大多提供给中央企业、国有公司、政府机关，以及某些高科技行业。
因此，毛宇飞主张，调整大学毕业生及其家庭的职业看法，要推动多种经济形态发展，改善私营经济运行条件，增强中小型公司、小型企业的持续能力和对人才的号召力，促使更多机构提供更多优质工作机会。他提议，各级政府及其相关单位，依据本地经济进步状况和人才布局，出台措施招徕并保留优秀人才。例如，部分中小城镇由于不受定居规定约束，大学毕业生更看重事业进步空间、减税措施、住房补贴等，相关方针应着力于这些领域。
2025年5月30日，教育机关发布文件，启动2025届大学毕业生工作“百日攻坚”计划，核心工作有，着力增加社会性工作机会，迅速推进政策性工作招募，强化工作辅导与支持，严格规范工作去向统计管理。根据现有资料，教育部从2020年开始，于每年五月启动就业“百日冲刺”活动，由于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当年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在求职方面遇到了显著困难。
刘阳觉得，近些年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这对学校造成了一定负担。近年来，为了帮助毕业生顺利找到工作，相关部门开发了政策性工作机会，用以吸纳毕业生，并且充分发挥了政策性工作机会对稳定就业的帮助。政策性工作机会，主要包含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国有公司、基层项目等，它们为大学毕业生开设了专门的工作岗位。科研助理职位，从2020年开始，教育主管等机构发布文件，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科研助理职位，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此外，相关机构近些年陆续推出第二学士学位、临时就业保险补助、求职支持等政策，健全就业支持体系。
增加社会层面的工作机会，主管部门责令大学进行精准的企业走访和合作拓展，学校的核心管理层和各部门负责人都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工作部署。刘阳谈到，校级和院系级干部进行企业访问相对容易实现，有时还能达成建立校企协作关系的共识，不过企业访问并不必然产生工作职位，实际招聘过程中，常常存在人才需求与供给不吻合的情况。公司期待以经济的方式招募最优秀且能力出众的人员，学子们审视到报酬偏低便拒绝应聘，由此造成工作空缺与人员闲置并存的现象。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安置是整个就业工作的核心环节。教育机构在刚启动的“百日冲刺”计划中强调，必须确保毕业生就业信息的真实记录，同时强化就业信息的核实工作。所有地区和学校都必须严格遵守“四不准”“三不得”的原则，对每位毕业生的就业证明材料进行严格审查，重点纠正虚假就业、形式签约、岗位不匹配、实习转正不合理以及证明文件缺失或格式错误等现象。据《财经》披露，即使是灵活就业的毕业生，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二零二五年四月，中央与国家政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迅速建立优质大学毕业生工作服务系统的建议》，就建立优质工作服务系统、推动大学毕业生优质充分工作相关事务进行了安排。该建议强调，需改进人才供给构造。深入分析人才发展动向和资源分配情况，根据需求匹配原则不断优化大学学科设置和资源配置方式，健全招生安排、学生培养与职业对接的协同体系。
毛宇飞提出，需要强化和改进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观察与分析工作。要运用数据资源，考察不同学历层次、专业方向以及地域分布下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构建实时的岗位信息库和人才需求匹配平台，以此减轻劳动力市场与人才供给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同时要定时向高等院校通报相关信息，促使这些教育机构依据社会需要调整学科设置，增强大学生的求职能力。
大学生如何提高就业技能？
当下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对毕业生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他们暂时不打算去找工作，钱端和常鸣正在准备考研和考公，对于几年后的就业形势，他们心里没底，不清楚人工智能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真的会挤占一些职业岗位，导致工作机会减少。
毛宇飞谈到，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普及，给部分基础性工作带来了冲击，所以一些专业面相对狭窄的毕业生，也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他对此表示，未来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结合将产生作用，部分基础性工作、因生态保护发展而受冲击的污染严重产业相关职位等，其需求量正逐步降低，不过接下来的走向是工作性质的变化和更新，而不是彻底取消，“数量上会有所下降，但工作要求会增高，老行当里加入数字化、智能化元素”。
不过目前和今后，又出现不少新兴的职业和职位机会。毛宇飞指出，由于现实生产和数字技术的结合，涉及数字化的一些行业和职位会创造更多对人才的需要。现在，中国人口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促使老年服务和看护行业快速发展。然而部分大学生会视这些为技术含量低的职位，怎样吸引他们加入，是个关键问题。再比如，推进生态化经济模式的转变，环保节能类行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未来能提供一定的职业岗位，现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已经明确了137种生态型职业。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给部分基础性文职类职位带来了影响。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他们不确定将来社会是否更加需要具备高超技艺的人员和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员。毛宇飞谈到，这种现象被称作“职业两极化”，意思是高难度的技能和初级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在增长，而中等难度的劳动力需求在下降。当前在中国，这一现象尚不显著，但中等收入阶层或具备中等技术水平的人群需加以关注，他们应当致力于增强自身的职业能力，培养持续学习的意识，并且不断精进各项本领。
新兴的工作机会和职业模式，同样需要持续改进。例如，看护产业领域，尽管报酬可观，为何多数高校毕业生不愿从事？根本原因在于择业心态，觉得这类工作技术含量低，属于纯体力活，与他们的学识不相符，难以施展所学专长。这种现象带来两点思考，一是促使年轻人调整职业看法，二是对此类型职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关注经济领域，将来不只是简单的体力工作，老年群体更需求陪伴和情感上的支持，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其实意味着更严格的能力标准。
大学生如何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毛宇飞提出，毕业生要分步骤进行职业构想，提前安排好职业发展蓝图，明确未来的职业方向。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弄清楚自己专业的就业方向以及个人的期望，明确需要掌握的专门知识和能力提升的方法。此外，要增强各种能力，比如专业本领，适应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数字水平，以及与人协作等非技术性能力，从而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如今，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取和学习知识变得更为迅速，"能力的锻炼甚至比单纯的知识堆积更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