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上，京津冀地区处于我国三个“增长极”所在区域当中的一个，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里有着重要地位，其国土面积是21.5万平方公里，占据全国国土面积约2.27%，2012年常住人口达10770万人，占中国内地总人口7.95%，地区生产总值为57261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11.03%。
学界一直将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以及一体化发展当作讨论的议题，其中关注的重点之一便是京津冀地区都市圈和城镇化的发展。
人口城镇化水平
依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整体水准是56.23%，比全国平均水准（49.68%）高了6.55个百分点。虽说区域内有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超级都市，然而其城镇化率依旧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准（59.49%）。从跨省区域的范畴来瞧，京津冀的城镇化仍处在相对滞后的水平，在长三角地区（65%）、珠三角地区（66%）和东北地区（57.19%）之后。
京津冀区域里头，城镇化之中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一方面呢，北京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达85.96%，天津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79.44%，另一方面，河北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仅仅只有43.11%，低于全国水平，这显示出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不但直接关联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对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整体进程产生影响。
人口城镇化的结构特征
城镇化进程当中，存在着不仅有水平方面的变化，而且还有结构方面的变化这种情况，而后者是深入去了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内在特点的关键要点所在。所谓城镇化结构，指的是人口在城市和小城镇这两类不同形态区域之间的分布情形，另外还包括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布状况。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城镇人口里面，六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有四成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当中，居住在城市的比例达到了66.1%。然而如果仅仅针对河北来说，其城镇人口的分布格局恰好相反：54.43%的人居住在小城镇。这类分布态势跟我国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某些省份是一样的，像是安徽、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西藏、广西、贵州跟四川等等。然而河北的区域主要处于华北平原，地形等自然状况明显比中西部省份更有益于城市的发展，由此可知河北的城镇化结构不太合理。
京津冀城镇人口分布呈现出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城镇人口主要聚集于北京、天津这两个人口数量超过千万的特大都市以及人口超过500万的石家庄市，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加起来，占据了京津冀全部城镇人口的54.9%。单讲河北的话，有超过50%的城镇人口集中于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在京津冀地区，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仅仅吸纳了该地区9%的城镇人口，然而，长三角地区的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吸纳了本区域18%的城镇人口，并且，珠三角地区的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吸纳了本区域11%的城镇人口，由此能够看出，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的聚集程度，大大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城市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承载载体，在区域之内，城市体系结构于很大程度上对该区域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起决定作用，京津冀地区总计存在35个县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其中涵盖2个直辖市，还有1个省会城市，以及10个地级市和22个县级市。若依照城市人口规模来进行划分，京津冀地区之中，超过一半的城市属于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这一比例大大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另外，京津冀地区不存在50万至1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这显示出，京津冀地区内，大城市的发展状况呈现出不充分的态势，小城市对于城镇人口而言，其吸纳以及承载的能力存在着局限性，在较大程度上对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出“双核”结构特征，珠三角城市群同样展现“双核”结构特征，然而长三角城市群却是“单核”结构，其中首位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是次位城市苏州的2.8倍。可是，京津冀地区500万至800万人口的城市仅有1个，也就是石家庄，而珠三角地区有2个，分别是东莞和佛山，长三角地区则有5个，分别是苏州、杭州、南京、温州、宁波。京津冀地区当中，超级城市跟次级城市的比例为2比1，珠三角地区此比例是1比1，长三角地区是2比5，这表示那京津冀城市群属一种“双核极化”结构，珠三角城市群是一种“双核扁平化”结构，长三角城市群是一种“单核扁平化”结构。一些学者曾指出过京津冀城市群结构失衡的问题，还认为城市的行政等级对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影响更明显。
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的强度
从五个用来反映城镇化强度指标来看，这五个指标分别是人口密度、经济密度、规模城市密度、建成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长三角地区各项指标在三个地区里是最高的，紧接着是珠三角地区，之后是平均水平最低之下的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规模城市密度特别且尤其偏低的情况下，到了平均每1万平方公里这块仅有0.6个50万人口及以上规模的城市，然而长三角地区有3.34个，珠三角地区有1.36个，长三角地区规模城市密度是京津冀地区的5.6倍，珠三角地区规模城市密度是京津冀地区的2.3倍。能显而易见地判别出，京津冀区域的城镇化程度显著低于长三角区域以及珠三角区域，它在发展过程中所欠缺的地方乃是规模型城市紧凑程度过低。
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面临着好些问题，其一，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处于偏低状态；其二，区域内部人口城镇化存在巨大差异；其三，城镇化结构不合理，城市体系结构处于失衡状况；其四，城镇化强度表现为偏弱态势。是什么致使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其一，经济增长水平在京津冀地区并不处于较高状态。其二，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乃是经济发展。其三，河北经济发展的迟缓态势，是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欠佳以及内部结构不均衡的关键缘由之所在。其四，2012年，京津冀地区人均GDP为53168元，此数值低于长三角地区的65938元。其五，同时也低于珠三角地区的57068元，。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天津的人均GDP是91180元，北京的人均GDP是87091元，在全国排名中处于前列位置，然而河北的人均GDP仅仅只有36716元，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少1638元。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里，城市会因为市场的兴盛而繁荣起来，会因为市场的衰败而走向衰落。有学者表明，京津冀地区有着较为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地方之间的分割造成了市场的分割，对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产生了阻碍 。事实上，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里，京津冀区域曾属于我国城镇化发展速率最为迅速、水准最为高的区域当中的一个，在民国初期阶段就初步搭建起了一个层次清晰、商务关联紧密的城市网络架构体系。
接着，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关系里，北京以及天津吸纳资源时所展现的“黑洞效应”要比经济辐射效应更大，这两座超级城市在大规模集聚各类资源之际，并未发挥增长极应有的作用去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前行，进而致使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呈现出“双核极化”的形态。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超级城市对整个区域城市群的辐射效应更为突出明显，苏州、无锡还有宁波等城市在上海周边的兴起便是例证。还有一个有可能起到阻遏作用的因素，它对北京、天津的扩散效应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北京和天津都具备规模较大的发展腹地，所以“截流”了扩散所需的资源。北京的国土面积是1.6万平方公里，相较于上海，其国土面积大1.5倍，和广州相比，大1.3倍，与深圳相比，大7倍，天津的国土面积同样达到了1.1万平方公里。当然了，京津冀区域内行政区存在区隔现象，并且地方保护主义也对“蒂伯特选择”机制作用的发挥形成了阻碍。说成是“蒂伯特机制”的话，就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存在竞争，这是引导人口均衡化流动的有效办法。当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时候，居民会依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税负的组合，去自由选择那些最能契合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要是有个地方，政府所给出的公共服务水准很高，然而相应的税负却比较低，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涌入这个区域进行定居，并开展工作，要是各个地方人均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准大体上差不多，呈均等状态，那么人口就会均匀地流动，不会出现大量的人口涌入少数地区进而致使过度拥挤的那种情形。
请注意，因研究所需，在本文当中，京津冀地区所涵盖的乃是北京市区域、天津市区域以及河北省的全部区域范畴，长三角地区所包含的是上海市区域、江苏省区域、浙江省的全部区域范围，珠三角地区指的是广东省的全部区域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