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创新在推动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这四大城市群的建设不断推进，它们已成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典范。本文旨在分析四大城市群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方面的特点，并对未来以城市群为基石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相应的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这一观点从根本层面阐述了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进步、经济增长相协调、同步推进、深度结合的必然需求。创新链贯穿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全过程，产业链则涵盖了从产品研发到生产的各个阶段，而资金链和人才链则将不同环节的资金和人才资源紧密衔接，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与此同时，重点城市群的建设不断推进，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树立了宝贵的“典范”。城市群这一概念，其起源可追溯至1957年，当时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Gottmann）所提出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理论。
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界定①，城市群构成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形态，它不仅是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载体，也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舞台。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中，城市群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创新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城市群所展现的要素集聚效应尤为显著。依据世界银行于2009年发布的《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这份报告，全球超过一半的生产力集中在仅占全球总面积1.5%的土地区域。与此同时，城市群在产业、学术、研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上正逐步走向成熟。观察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正加速汇集创新资源与活动，同时，这些城市群的创新发展总体规划也在持续优化，产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也在不断加强。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城市群中，东京汇聚了日本大约30%的高等院校和40%的大学生群体，同时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科研资源以及50%的PCT专利申请量。而在英伦城市群，伦敦不仅坐拥全球第三繁忙的希斯罗国际机场，还拥有英国第二大机场——盖特威克机场，以及另外三个机场，其年度旅客吞吐量超过了1.6亿人次。
近些年，我国政府对于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已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详见表1），这些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要着重提升城市群的整体基础创新能力；这涉及构建重要的科研设施、产业技术革新平台以及国家级实验室；同时，还需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的相关机制。《关于加快西部科学城建设的指导意见》专门针对成渝地区，提出了建立高标准的实验室体系、集中建设重要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同打造重要创新平台、合作创建顶尖高校科研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关键任务。
二是汇聚不同创新主体的资源，着重强化对核心领域的攻坚，并围绕创新环节来规划产业链条。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例，该纲要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以及应用技术，并构建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机制，推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合作研究，从而构建起涵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应用和产业创新等环节的完整创新产业链。
第三点，依托各地区的产业优势，着力打造关键产业链条，并在此基础上布局创新发展的链条。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珠海和佛山作为引领，构建珠江西岸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同时，以深圳和东莞为轴心，在珠江东岸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四是需优化科技研发至实际应用的转化流程，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紧密融合。如《关于进一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的行动方案（2023-2025年）》所示，提倡并引导创新实体在京津冀地区设立成果孵化及中试基地，构建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的“供需对接清单”制度，并扶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区域服务。
四大城市群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基础上不断加强，这一趋势使得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成为至关重要的创新发源地。
（一）基础创新研发体系加快形成和完善
从基础研发的视角分析，我国四大城市群集中了最为活跃的创新基础资源，其创新链在前期和中期环节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在研发资金投入领域，2022年数据显示，北京以6.83%的研发强度位居全国第七，紧随其后的是上海（4.44%）、天津（3.49%）、广东（3.42%）、江苏（3.12%）、浙江（3.11%）和安徽（2.56%），这些地区的研发投入比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54%。与此同时，重庆排名第十，四川排名第十四，与前三大城市群的差距尚存。具体排名情况可参考图1。在人才吸纳领域，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2022年，四大城市群中的各个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普遍高于其他区域（详见图2）。而在研发成就层面，2022年，在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四大城市群内的城市占据了八个位置（详见图3）。
观察创新应用的成效，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城市群在产业高端化的道路上步伐坚定，创新环节与生产环节之间的结合紧密。首先，传统产业正迅速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革，其产业根基得以不断加强。到2022年年末，这四大城市群已经拥有专精特新企业4980家，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同类型企业总数的50.2%。截至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已陆续发布10批“灯塔工厂”名单，我国共有50家企业成功入选，其中四大城市群所占比重达到了62%。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正逐渐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的研究报告揭示，在2022年，我国四大城市群集聚了全国86.3%的独角兽企业（详见图4），同时，这些城市群还拥有超过九成的潜在独角兽企业。在先进制造业集群领域，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陆续公布的三个批次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佼佼者名录，共计45个国家级集群脱颖而出，其中长三角地区拥有17个，珠三角地区占据13个，成渝地区有3个，而京津冀地区仅有1个。在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和新材料产业相对较为发达；珠三角则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家电和智能装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渝地区在电子信息、能源装备上展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京津冀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则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
创新成果的研发、落地和应用环节的完整体系正加速构建与优化，推动四大城市群向世界级科创能力水平迅速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先前公布的2023年度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简称GII）中透露，我国在2023年首次跻身全球百强科技集群，且集群数量位居各国之首，达到了24个，比2022年的21个有所提升。全球15大GII科技集群按规模划分，其中珠三角地区的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二，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集群则位居全球第四。在长三角区域，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的科技集群分别位列全球第五、第十一和第十四位。
四大城市群在创新资源的分布上存在一定区别，这种差异进而影响了各地区的创新模式发展方向各异。
创新主体涵盖了企业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不同城市群在创新资源的禀赋上各有千秋（详见图5）。京津冀地区凭借北京的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成为我国科技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技术合同交易额更是高居榜首。从研发投入占企业比重及人均专利持有数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地区均超过京津冀，显示出这些区域内的企业主体在区域创新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突出的角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上，深圳的华为与腾讯分别以5805件和4076件的成绩位列第一和第二，这凸显了珠三角地区市场驱动型创新模式的鲜明特点。
各城市群在向其他区域扩散创新成果方面表现突出，然而，京津冀地区在内部创新协作方面却显得不够充分。
对外辐射方面，众多城市群在加速吸引各类创新资源的过程中，对邻近城市及区域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3）》指出，在2019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科学技术服务业资本流出企业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占据了80%的比重（见图5）。在城市群内部，京津冀地区的创新合作力度有待加强。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20年，北京与天津、河北之间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到了347亿元，但这仅占北京与其他省市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的9.3%。2020年，京津冀区域的技术合同交易净流出额高达3508亿元，这一数字显著超过了长三角地区的47亿元、珠三角地区的负1039亿元以及成渝地区的369亿元⑤（详见图6）。在技术输出交易方面，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位居全国之首，并且这些地区的技术吸纳量超过了供给量，展现出较强的承接创新成果的能力。京津冀地区内部创新接续能力较弱，创新成果外流现象较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产业结构及产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产业链与创新链难以有效衔接。北京、天津两地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河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煤炭、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产业为主，导致京津两地创新资源与河北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的高质量合作与互补。此外，在京津冀地区，尚未形成促进区域创新联动的有效平台。而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地区，分别建立了G60科创走廊、G94广深科创走廊和西部科学城，这些平台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吸引了众多创新要素和资源。据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研究数据⑥显示，G60科创走廊已摆脱了同质化竞争的困境，实现了区域内经济优势的互补和合作共赢。自2018年起，G60区域内的城市研发投入比例已由3%增至3.55%，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从11.5%增长至15%。
二、四大城市群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各具优势
一方面，由于各城市群在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禀赋优势各有差异，这导致了创新成果在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一致性。创新成果的形成与转化，不仅是衡量区域基础创新能力价值的关键体现，同时也是各地区围绕创新链进行产业链布局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众多城市群依托于科学城、产业园等高端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促进了创新技术的实际应用。同时，它们还设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以此提高跨区域技术转化的效率。这样的举措加快了科技创新资源在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多层次互动，为科技成果、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的全面流通提供了有力的体系保障。为评估不同城市群在创新成果产生及转化过程中的效率，本研究借鉴了崔丹和李国平（2022年）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主要城市群在专利应用环节的产出效率以及成果转化环节的产出效率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
创新活动通常可划分为三个主要环节：起初是知识的积累，亦即专利技术的研发阶段；接着是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就是专利技术的应用阶段；最后则是将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即产业化阶段。本研究选取了2013至2019年间各城市群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R&D）内部经费支出作为衡量创新投入的指标，以滞后一期的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专利应用规模的依据，并通过专利授权量与研发经费支出的比率来体现创新链专利应用环节的产出效率；同时，利用滞后一期的科技型企业的净利润来评估成果转化的规模，并以科技型企业净利润与研发经费支出的比率来反映创新链成果转化环节的产出效率。根据表3的数据分析，2019年，京津冀地区在专利应用环节的效率超过了其他三大城市群，然而在成果转化效率上却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表明京津冀的创新优势主要集中在前期的创新链构建阶段，即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创新。与此同时，珠三角在成果转化环节的效率显著领先于其他城市群，尽管其专利应用效率略逊于京津冀，显示出珠三角的创新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新链的实施阶段，即依托产业基础推动以应用为导向的创新。长三角地区在专利应用和成果转化效率上分别位列第三和第二，这反映出长三角在布局产业链时，更加注重产学研的深度结合。而成渝城市群在这两项效率上均相对较低，目前正处于追赶创新产业的阶段。
另一方面，产业间的差异化优势为各城市群在产业链特色化布局和创新链构建上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观察制造业各细分领域企业的收入情况（如图7所示），长三角地区各行业的发展相对平衡，不仅矿物工程、石油化工等传统领域拥有显著优势，而且在工业机械、通信电子、电气设备、汽车制造等高端制造业领域也处于领先位置；珠三角地区的通信电子行业优势突出；而京津冀地区则主要依赖矿物工程、纺织皮革等传统制造业，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从实际布局的角度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依托其优势的产业基础，正不断努力强化和补充产业链，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性得到维护，并且持续提高其创新水平。在汽车制造行业，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体系。其中，上海负责新能源车型的设计与样车制造，安徽桐城负责电池的装配，江苏南京负责整车的组装，浙江永康则负责车内智能软件的测试。到了2022年，长三角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在全国的占比高达41.1%。在通信电子行业，珠三角地带已基本构建起以深圳作为研发核心，东莞、惠州等城市作为制造基地的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密集区。
三、各城市群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基础雄厚，不过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较为显著。北京在推动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方面，其带动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起源于北京向津冀的产业转移，但截至目前，尚未形成深层次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合作，同时也未建立起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该区域缺乏与之相关的产业支撑，产业在区域内的配套能力和水平都相对较低，因此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一流产业及产业集聚区的挑战较为显著。以集成电路产业链为例，京津冀地区的集成电路主要产业链集中在芯片的设计、制造以及相关设备这两个关键环节。北京与河北在集成电路产业链中，芯片设计领域的占比最为显著，而天津则主要聚焦于芯片设计、制造及设备领域。相较之下，集成电路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中游的半导体封测，以及下游的消费电子等应用环节相对较弱，这导致了区域间集成电路产业在主体对接合作以及成果转移和落地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在2022年，北京与津冀两地之间的技术合同交易金额，仅占北京技术合同输出总金额的4.5%。
长三角城市群在科研和产业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然而，在区域创新合作中，竞争问题亟待更深入的协调。2021年，该地区每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达到71.18人，这一数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两倍；2022年，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全国26.4%，这一比例比其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高出2.4个百分点；同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超过279万台，在全球和全国市场中的占比分别为25%和40%，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和全国市场中的占比则分别是37.6%和62.1%。长三角地区尚未确立明确的功能分区和政策体系，区域间的政策差异显著，而相对平衡的产业和创新环境，也使得各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竞争愈发激烈。一方面，各地市乃至县区在制定和执行人才、创新及行政服务保障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地方甚至出台了具有明显地方保护倾向的政策，以防止创新成果流失。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合肥为提升城市间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纷纷实施了更加显著的税收减免和土地补贴政策，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自身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得长三角区域内其他城市的成本优势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此外，一个高效的合作共享机制尚未在区域内得以构建。在现行的区域评估与协作体系内，难以明确各参与方应投入多少资金、如何具体参与投资以及将获得哪些服务，这些问题在实践操作和责任归属上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珠三角城市群在产业驱动型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当港澳两地被纳入其中后，区域间各种标准体系亟待统一。粤港澳三地在科研资金管理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的监管政策上，存在分歧，导致在资金使用、经费报销及事后审计等方面对接困难。此外，科技园区缺乏科研管理的操作指南，项目协议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科研文件模板的标准也不统一。粤港澳三地在知识产权法规和管理体制上存在差异，这限制了创新要素如知识产权的自由流通，同时也提高了创新主体的负担。再者，由于政策法规的不一致，科技资源的开放与共享面临较大挑战，出入境手续复杂，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增加，进而影响了相关服务的顺利进行。
成渝城市群在规模和资源上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仍处于追赶的初级阶段。在基础创新资源方面，成渝地区拥有的“双一流”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数量明显少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大约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R&D人员全时当量为25.4万人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的数量为61.5人年/万人，这一数字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7人年/万人；两院院士的数量也仅为京津冀的9.6%、长三角的19.8%。在创新产业领域，成渝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及独角兽企业数量远不及“北上广”的四分之一，而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核心产业主要停留在低端加工制造阶段，对外企的依赖度较高。此外，该地区缺少那些位于产业链高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及相应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领域，成渝地区的管理基金总数以及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均不及其他三大城市群十分之一。
四、政策建议
加快实施以城市集群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优化，打造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开放式合作创新平台，这要求我们从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创新政策、创新效率等多个维度着手，全面提升区域创新协同治理能力，积极推广多元化的区域创新模式，广泛吸纳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服务机构、公众等各方创新参与者参与治理，确保创新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充分的主导和发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城市群应当充分利用各自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发展特点，努力推动城市群向以“核心引领”和“辐射扩散”为特征的区域布局模式转变。
（一）制定政策顶层规划，强化规划对国家及地方政府引导，确保各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的目标方向、战略部署、核心任务以及相关政策措施得到系统设计。展望未来，需深化空间规划细节，对城市群内部的交通网络及产业布局进行清晰规划。同步构建起一种机制，该机制常态运作且职能明确，旨在促进区域间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合作，并有效协调和组织各项工作的实施与执行。在京津冀区域，着力推进形成一体化的资源市场架构，以推动资金、人才、技术、产权的高效流转；在长三角区域，构建健全的协同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利益共享机制；在粤港澳区域，探讨并拟定监管对接、资质互认等领域的政策，以促进产业的平稳转移与承接；在成渝区域，加强同其他三大城市群在产业层次转移、协同配套、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协作，结合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实际情况，对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资源分配及区域布局进行优化。
加快构建科技力量汇聚的枢纽，力求实现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分布。通过设立国家级的技术创新核心以及地方创新建设的主要平台，重点打造连接区域间科技创新资源的平台载体，确保区域间战略科技力量的均衡发展。同时，发挥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创新引领方面的作用，并以此推动其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对于京津冀等创新基础能力差异较大的区域，应强化各科技产业园、开发区以及科创平台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整合区域内的科技创新资源，共同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三）提升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适配度，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相互契合与有机结合，是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与根本。不断优化各区域间的产业结构，提高各地区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性与适配性，减少各地区间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差距。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需对区域创新链进行深入研究与梳理，精准识别产业间相互补充的契合之处，并加速与这些创新链紧密相连的细分行业的发展，培育出数个能够引领地区经济增长的千亿乃至万亿级产业。对于城市群内部分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区域，应加快推动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项目，推进一系列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助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
（四）着力提升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构建涵盖跨区域、跨主体、跨部门的战略科技力量合作基础，大力推动区域间人才交流与合作培养，持续提升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通过区域合作共建高级专家数据库，构筑各地高层次人才资源交流与共享的桥梁。同时，建立区域科技人才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跨区域人才流动机制，鼓励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到其他地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打造区域人才资源开发与孵化平台，致力于吸纳与培育一批尖端创新型人才。设立国际科技人才引进体系，大力推动政府引才服务机制的构建，实现有效引才成果。推动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协同进步，优化教育资源，实现配套的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