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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明确核心区域,适应发展需求?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5-10-05 作者:佚名 浏览量: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它被视为“优化中国改革开放空间格局”的关键环节,究竟采用哪个具体规划方案付诸实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该区域一体化进程还需进一步界定其中心地带。核心地带具备吸引创新与创业人才的优越条件,极有可能构建出完善的创新环境,其制度安排能满足高级阶段发展的标准,基础建设将促进区域整体的融合。笔者提议,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制定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域规划,目的是满足科技创新资源、新兴产业发展和原始创新的需求,同时满足中心城市、都市圈以及城市群逐步演进的需要。核心思路是,参照中国第二个湾区经济的模式来推进该核心区域的规划与建设。

【关键词】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 核心区域 创新生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为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4.004

国家领导人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时谈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这项举措将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相辅相成,共同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被视为“优化中国改革开放空间格局”的关键环节,不过具体要实施哪个规划方案,是需要重点探讨和考察的,就像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那样,是通过“研究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计划”最终实现的。

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十九大报告在论述“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明确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第四点是“推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布局的优化、调整以及协调,一直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手段。近些年,我们视区域一体化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党中央及国务院的诸多关键部署和重要规划都显示,促进科技创新要素的集中配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源地建设以及依托城市群体发展城镇化,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与构建具有多重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首先,旨在开创香港与内地之间经济往来合作的新路径。值此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将“迅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方案”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并载入政府工作报告,蕴含着深远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其次,致力于创建中国首个湾区经济体系。湾区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及尖端科技革新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带动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是科技创新要素汇聚地,也是新生产业发展摇篮,这属于规划实体范畴,其一,借助城市群体模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城镇体系,构建和培育城市群体,是规划核心目标之一。

第一点的内涵带有珠三角的地方色彩,但第二点与第三点的内涵则是一般性的,同样适用于长三角地区。当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迫切需要规划并建设一些科技创新要素集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源的中心城市、都市圈以及城市群。长三角囊括了为数不少的核心城市及都市圈,由此形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城市集群之一,更在全球范围内位列第六大城市带之列。此外,该区域发展相对均匀的状态,为以城市集群形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长三角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明确核心区域

区域融合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漫长历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势头愈发强劲。《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于2016年5月,是国务院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权威性文件,该规划界定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构成,涵盖三省共26座城市,三省具体为江苏、浙江、安徽;26座城市中上海位列其中;江苏省包含9个城市,苏南及苏中地区的地级市基本囊括,具体为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而苏北地区仅有盐城市;浙江省涉及8个城市,主要散布于环杭州湾区域,具体为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金华、台州、舟山;安徽省共有8个城市,主要分布于皖江地带,具体为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宣城、铜陵、滁州、池州。如今长三角的地域规模已经由原先的“两省一市”扩大为现在的“三省一市”,总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在这之中,长三角都市圈所包含的26座城市的总面积为21.17万平方公里。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路径,首先表现为中心城市的逐步扩张,接着是都市圈的整体构建,最终会进入城市群的系统布局阶段。虽然都市圈与城市群在定义上时常被混淆,不过实际情形中,庞大的城市群往往包含两个或更多的都市圈。比如长三角城市群,就囊括了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这五个都市圈。城市区域的构成与核心城市的成长紧密相连,核心城市达到某个程度后,必然会对邻近的中小型城镇和乡村施加吸引和带动影响,由此构成城市区域。城市群体则是由地理位置上聚集的若干超大城市、大城市(这些也是核心城市)以及其他中小型城镇和乡村汇聚而成的规模宏大的多中心、多层级城市地带,是城市区域的集合体。

从演变进程来看,各个不同时期,经济、科技与社会进步都赋予区域协作以不同内涵。根据前文,在当前工业4.0及创新主导、变革提升的大环境里,长三角地区将依托上海加速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研发高地,进而打造为一个汇聚创新要素、培育新兴产业的中心地带,并因此对世界、全国以及邻近区域形成显著带动作用。这项核心区域的规划由中央政府牵头完成,这表明国家正全力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

核心区域有着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优势

创新与创业领域的人才,其来源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从外部引入转向本土培育。回顾两百年的发展历程,那些在创新与创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和城市,普遍具备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是移民汇聚之地,例如美国和以色列,还有民国时代的上海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深圳。移民形成的文化,鼓励人们勇于探索、追求成功,因此,在特定的地域或时期,移民是推动创业和革新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构建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氛围。然而,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依靠大量移民来促进创业创新的机会已显著减少。如何吸引并培育创业创新人才,成为各国各地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

当前中国众多城市正积极吸引优秀人才,这既体现了各地对顶尖人才的渴求,也暴露了地方在人才集聚方面面临的难题。任何创新成果的产生,都依赖于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众多研发人员的努力工作和主动创造。创业人员,投资方,企业主导了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是促使其转化为产业的关键力量,他们借助反复探索,促成了新经济的最终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之所以能率先汇聚众多科技创新公司,成为国内新经济的发源地,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设施较为完善,吸引了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入驻。主要在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对优秀人才具备显著的软实力吸引力,具体表现为接纳开放的文化氛围,舒适的气候条件,良好的自然环境,完善的公共设施以及周到的服务,这些能够满足人才对工作与生活品质的较高期待,放眼世界,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等少数区域同时拥有这些特质。

然而,培育优秀本土型创业创新人才,对我们而言,是个全新领域。放眼世界,创业创新氛围浓厚的城市和区域,几乎都设有高校或机构专门培育创新型人才,并将其作为核心教育目标,比如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圣地亚哥(生物科技研发和产业集中的地方)的加州圣地亚哥分校;又如以色列从特拉维夫到海法的“硅溪”,主要依靠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输送人才;再比如欧洲多国的一些工业大学或理工大学,例如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都以培养创新型人才见长。当今社会,以培养创业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已形成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模式,我国对此类大学的需求十分迫切。预计,这类大学首先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不过,中国能否拥有这样的大学,取决于教育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施。教育制度需要进一步革新,并以此为契机构建全新的人才培育体系,这对我国人力资本建设以及创业创新人才的规模与水平都将带来深刻而关键的作用。所以,教育制度革新理当作为整体改革中的重点环节。

核心区域最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学领域里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一个整体概念。自然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各个生物种群之间持续互动,并同外部环境紧密融合。借鉴这一思路来看创新活动,创新生态系统便是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由参与创新的各类组织、创新过程以及影响因素构成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结构。于《创新经济学手册(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里,编者呈现了一张创新生态系统的示意图,这张图展现了创业创新环境的整体框架,能够清晰描绘出其构成要素,并且能够准确反映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新兴企业借助配套、业内、服务、社交及产品等多元“链”,与生态内各类型参与者构建紧密协作的联系,进而塑造出具备行业特色的创新体系。

创新模式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创新方式,具备参与者丰富多样、观点自由开放、活动自主运作等多种特征,它类似于热带雨林环境,到处都洋溢着产生新事物的生机。人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的经营才干、各类科研成果的突破、投资回报的冒险资本,以及多种其他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相互融合,形成有机结合,进而催生新观念、新科技、新商品和新业态,有一定几率形成能够持续发展的公司,甚至可能孕育出未来的杰出企业,创新环境的优劣程度,正是通过这种几率的大小来衡量的。硅谷和硅溪能够培养出大量成功的新兴企业,并推动其产品或服务落地,根本在于该地区的创新环境具备特殊的长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心地带目前正逐步构建起类似的创新体系,预计在某个时间点上,它们的水平或许能超越硅谷和硅溪。

核心区域的体制机制能够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汇聚科技革新力量,培育新兴行业,建设城市集群,乃实现优质发展的必然要求。长三角与珠三角相似,其中心地带是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准最高的区域,其制度体系能契合优质发展的需求。此处的制度体系,同经济体制一样,关键在于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此外,创新环境里当局同商业的互动方式,跟一般认知的并不一样,当局所维护的核心并非商业,而是称作“雨林”的体系。

“雨林”与普通市场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参与者行动目的,资源消耗与成果获取的关联,以及参与条件的难度。创业者的驱动力并非完全基于经济考量,他们常常展现出非理性的特质,因此成功与否难以预料;一旦取得突破,创业者不仅能收获丰厚的经济回报,还能带动就业增长,为公共财政做出贡献;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同,新的发展模式更加重视创新者的天赋和思维火花,呼吁政府营造更宽容的氛围,提供更有利的外部条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与单纯追求市场开放不同,创业环境的优化更应关注社会层面的障碍清除,促进创业者和相关群体之间的顺畅交流。这方面正需要更充分地运用政府职能:公共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创业创新所依赖的服务项目,是否足够完善;地区间的隔阂是否真正打破,以便减少企业的交易性制度开销。这些政府能够着手解决的事项,将深刻关系到“雨林”式创新的最终实现。

《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的执笔人,是长期在硅谷从事创业投资的投资人。他们起初并不觉得政府是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增长,他们越来越觉得公共部门对创新的影响,远比通常观念所想的要大得多。推动创业环境改善与完善,需要强化政府部门职责,这是一项复杂而创新的课题,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深入探索有效做法,促使官方单位发挥更正面、更有益的影响。这是检验制度体系能否匹配先进发展阶段的关键标准。

核心地带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一套市场化的规则体系,关键在于市场参与和管理的标准必须做到一致且清晰。同时,美日两国的做法颇具参考价值,它们借助组建相关的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或专门机构,迅速促进了区域整合的进程。比如美国纽约的区域规划组织、城市规划部门,以及日本都市圈协调机构等,都发挥了相似的功能。当前,一些国际通行的方式同样能带来良好成效,比如举办高峰会议、专题论坛等互动交流平台,为重要区域内的各城市构建沟通协商渠道,进而提升城市群体在战略配合、资讯共享和实际操作层面的效能。

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区域一体化的形成

长三角 环境保护 规划_长三角核心区域创新生态系统_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核心区域规划

长三角核心地带的交通网络、道路系统、港口码头、航空枢纽等传统设施,已经具备国际顶尖水准,不过,它们的前景依然广阔。接下来一段时间,该区域设施建设的重心将转向新型设施,借助这些新设施,促进区域融合迈向更高级阶段。

最新建设的设施涵盖信息网络体系、环保节能设施以及公共事业配套工程。当前全球已迈入以网络技术为引领的信息化阶段,网络及其配套的高新科技将成为未来世界与中国经济进步的核心驱动力。所以,这类高新科技被置于重点发展的五大或八大新兴战略产业序列的第一位,原先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后来增补了数字文化行业。信息技术是资本高度投入的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需要投入巨资建设配套的信息设施。信息设施因其庞大的体量、巨额的资本和技术含量,成为新兴设施建设中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动力。信息设施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信息传输系统,其次是海量数据存储中心,再次是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信息传输系统最为关键,是建设的核心。这三类设施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拥有初步基础,不过,面对持续进步的社会需要,必须继续加速推进相关建设。

生态保护类公共设施涵盖都市生态保护类公共设施与环保类公共设施。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负担。对比都市居民数量激增与经济总量迅猛扩张,长三角核心地带都市生态保护类公共设施的建设步伐相对迟缓,导致环境与生态污染现象较为突出。都市生态保护类公共设施包含废水净化、废物处置、区域供暖、燃气配送以及城市绿化等。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各城市之间,主要城区发展迅速,而次要城区发展迟缓;城区内部,核心区域建设成就显著,边缘地带和郊外地区建设却相对滞后,且新建区域设施齐全且先进,老旧区域设施仍然匮乏且陈旧。因此,次要城区,边缘地带,郊外地区以及老旧区域的环保设施亟待提升,构成了绿色环保设施发展的首要突破方向。第二处增长动力更为关键,涉及生态保护体系,这个体系由多种部分构成,彼此关联,涵盖水域、沼泽、树林、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自然地带;还包括绿道、公园等保护区域,以及农田、牧场和森林,还有荒地等支持本地生物生存的空间。绿色生态网络将在长三角地区持续推进,成为基础建设领域的突出成就。

公共事业配套建设涵盖诊疗、学堂、文娱、健身及社区服务网点等。此类设施在先进国度具备悠久建设历程,本应属于基础建设范畴。不过于我国,即便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虽近些年获得关注,但整体建设仍显不足,同领先国家对比存在显著距离。在医疗领域,人均指标来看,包括医院、诊所、病床、设备等资源,以及医生和护士的配备情况,都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依然不足。在教育层面,尽管中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数量超过一千所,每年有近千万名大学毕业生,但职业专科院校的数量不足,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和教学设备质量较差。文化领域,每千人拥有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和剧院等资源,与先进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体育领域,每千人可用的体育馆和训练场地数量依然不足,导致大众体育参与能力普遍偏低。社区服务领域,公共设施存在不足和老化现象,例如停车场严重匮乏,多数私家车停放在路边;同时,公共卫生设施配置不足,整体卫生状况有待改善。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城市整体上显得壮观、漂亮,但在细节上却缺乏周全和细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众对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长三角核心区域规划的若干设想

我认为,应当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来构思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域规划,就是说要提炼规划中提出的“一核五圈四带”,以此作为核心区域规划的蓝本,以便满足科技创新资源、新兴产业发展和提供源头活水的需要,也为了适应中心城市、都市圈以及城市群逐步壮大的需要。核心思路是,参照中国第二个湾区经济的模式来推进这个核心区域的规划与建设。这个核心区域囊括了上海,以及江苏的苏州、无锡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共计11座城市,其选择基于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特征的全面权衡。

这个核心区域现在存在两种叫法,一个是沪杭甬大湾区城市群,另一个是环杭州湾城市群,前者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类似,突出了主要角色和推动力量,但在命名上没有包含全部涉及的区域,后者仅仅是一个不全面的地理位置说明,核心区域的名称非常重要,需要重新考虑。必须指出的是,从长远角度考虑,在广袤的36万平方公里长三角地区,其中心地带不会只有一个,紧随其后的是以南京为龙头的长江下游沿江城市带。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依据规划背景、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转型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共治、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和规划实施等九个维度,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核心区域规划可在此基础之上着重体现三个方面: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增强协调联动机制。

将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改革做法,以及未来自贸港的制度构想,吸收到核心区域规划中,以此提升其战略地位,满足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开放新局面的要求。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未来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制度安排,将主要围绕减少监管限制和降低税收负担这两个重点展开。核心区域规划必须充分反映这两项要求。

核心区域在基础设施方面,按照前面提到的,需要在原有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城市轨道交通等传统设施上,着重进行新兴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这些新兴设施主要包括信息网络建设、环保型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方向指导让地方上的执行者有了遵循的准则,不过还得再建立运转顺畅的配合方式,才能完整细致地促成计划的实施,这方面可以在几个层面着手。主体角色需更清晰界定,要素市场管控要持续减弱,确保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人才、技术等领域须构建多级联动机制;土地价值干预应减少,使市场供应更契合企业产业需求;行政障碍和地域性保护需彻底根除。市场存在壁垒时运作效率不高,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会将部分制造活动与资源用于利用障碍和守护收益,面对竞争的主动性随之减弱,最后必定导致区域市场分离。第三方面,城市间公共服务应加强协作,服务融合是区域融合的必然要求,区域内城市集群需要在法规政策层面达成深度配合,促成公共服务协同运作,诸如人员登记管理、市场秩序维护、职业岗位保障、养老医疗保障、资金要素吸纳等,方能使城市集群真正构成紧密联结的核心板块。

注释

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携手打造富有创造力且包容性强的新型全球经济体系,这一观点刊载于《人民日报》,发布日期是2018年11月6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蓝图的通知》,该通知于2016年6月1日生效。

陈宪在《解放日报》2018年6月19日的文章中提出,要促进长三角区域融合发展,必须重点建设关键板块,以此带动整体进步。

陈宪在《解放日报》2018年1月30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出,要改善投资创业环境,必须共同打造适宜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个体系需要多方协作构建,形成茂盛的生态网络,为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

陈宪在其文章《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演进、主体转换和生态优化》中,探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个方面,这篇文章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具体是在2017年第11期,页码从12到16。

维克多·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合著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由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发行。

陈宪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标题为《构建湾区经济,都市圈规划是关键》,该文发表于2017年7月11日。

马克·A·贝内迪克特和爱德华·T·麦克马洪合著的《绿色基础设施:连接景观与社区》,由北京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

责 编/刁 娜

长江三角洲地区还需进一步明确核心区域规划内容

Chen Xian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优化中国改革开放空间格局"的关键环节,究竟应选择哪项发展方案,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该区域一体化进程需明确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具备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优势,最有可能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其制度机制能够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将助力区域一体化形成。建议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基础上,制定该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区域规划,以满足集中科技资源和新兴产业的需求,适应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发展的需要。基本思路是围绕这个核心区域展开规划,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湾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心地带,创新环境

陈宪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者,同时担任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的嘉华研究员,专攻宏观经济、服务经济与贸易以及公共经济领域。他出版过《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和《国际服务贸易》等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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