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再度站上了风口。
最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这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又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指导性文件，它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协调，一起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区域格局。
《纲要》全面阐述了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基础建设、社会服务、生态治理等各个层面的整合规划，同时明确了二零二五年和二零三五年需要达成的远大愿景，使人精神昂扬。
2017年岁末确立了构建全球一流都市圈的构想，此后长三角各地方着手构建区域协同新框架：先是设立了跨区域协作机构，接着制定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三年实施方案》，随后又开展多项专项协作，如今《规划纲要》的颁布，将区域一体化推向了更高层级。
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
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连接区域，涵盖了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四省市，在国内被公认为经济最为活跃、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群。
从1980年代起，国家便着手研究长三角区域的城市集群推进模式。后来，该区域各省市和地方间的往来互动日益频繁，相关的协作推进方式也持续向更广阔的层面拓展。当前长三角区域，已与美东大西洋沿岸都市圈、北美五大湖区都市圈、日本东海道都市圈、欧洲西北部都市圈以及英国中南部都市圈，共同位列世界六大都市圈之列。
长三角在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引人注目。根据相关数据，2018年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达到90.03万亿元。长三角地区仅占全国3.7%的领土面积，却拥有约16%的人口，却创造了全国GDP的四分之一左右。
在区域布局上，全国GDP超万亿的16个城市，长三角地区就占了6个，具体包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这些城市的位置参见图表所示；杭州、南京、苏州和宁波这四座城市，依靠其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工作机会数量以及生活舒适度等多方面因素，成功进入了全国第二梯队的“新一线城市”行列。
长三角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十分突出，并非只有城市才具备强大实力。依据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国家级百强县排名，整个长三角区域有45个县被列入其中。江苏省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这四个县份始终占据榜单前四位的位置，它们在制度变革、体制突破、区域联动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推动全国县域经济实现优质发展的关键力量，发挥着火车头的带动作用。
当前，在长时间的演进下，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各个省市，都已经建立起具备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并且展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上海作为国际性城市，担当着全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技创新的中枢角色，对长三角及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江苏省内制造业基础雄厚，科教实力强大，对外交流频繁，且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浙江省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领先国内，民营经济发展活跃，同时自然环境优越；安徽省则突出表现为创新动力强劲，制造业特色鲜明，生态条件良好，且拥有广阔的内陆腹地。
再从收入增加的角度来说，2018年上海市市民的人均可支配钱袋子增加了8.8%，江苏省的各个城市大多在8.4%到12.3%之间，浙江省的各个城市大多在8.6%到9.9%之间，安徽省的各个城市则大多在8.1%到9.1%之间，这些数字都大幅度超过了全国整体的6.5%。上海外滩的绚丽灯火令人瞩目，南京新街口人潮涌动被誉为“中华第一商圈”，杭州西湖边游客如织，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热闹非凡，长三角地区的繁荣景象与富裕程度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尽管当前经济与社会进步已收获丰硕成果，但若以更高要求来衡量，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仍存在诸多深层障碍尚未有效突破，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行政色彩有待于进一步弱化。
长三角区域融合的启动，主要源于政府层面的推动作用，所以行政单位在此过程中具有关键影响力。目前，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行政力量的显著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导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偏，还会因为各地尚未形成利益平衡的协商方式，在非协作的竞争状态下，为追求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发展效能。这也是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较大桎梏。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三角综合实力非常突出，但内部各地发展差距依然很明显，这将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除了政治体制原因外，要素配置不均导致区域经济失衡，具体表现为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分布不均衡。
上海、苏南、浙北的地方资源条件更为优越，相关扶持措施也相当有利，相比之下，苏北、浙南以及安徽全省则显得比较不足，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了区域间的产业不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都发展出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而资源条件差的地方发展就比较缓慢，处于不利地位，时间长了便形成了明显的距离。
第三，各地产业同构，产业集聚水平不高。
根据相关材料，长三角核心地带多数城市都将汽车制造、石油化工以及通讯行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这种布局并非简单的同质化聚集，而是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和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旨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效能协同，促使企业间增进信息互通与协作配合，从而实现强强联合、差异化发展、链条式延伸，最终增强区域整体的综合实力。但是，现在华东地带的企业同质化现象十分突出，势必导致物质利用的低效和区域经济集中度的欠缺。
第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够。
长三角区域当前的发展态势表明，城市间的合理层级划分与分工安排尚未建立，各城市在功能定位和管理机制上各自为政，利益联结和产业配合的方式不够清晰。比如，各省市之间的科学数据资源、专家信息库等创新要素未能实现互通有无，各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存在封闭倾向，不情愿让技术进步带来的正面影响扩散到其他地区。区域合作不够紧密，无法产生都市圈的综合优势，阻碍了华东地区的整体融合步伐。
当前形势下，《纲要》的正式发布可谓恰逢其时，它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进程显著加快，同时反映出国家在推动区域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提升方面所做的深入探索和具体行动。
全球范围内，区域联合发展已成必然趋势，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更顺应了当今的主流方向。
世界发展历程中，美国的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英国的伦敦大都市圈等地区，早已成为城市群的成功典范，吸引了全球最顶尖的企业、科研单位以及专业人才聚集，充分展现了强大的竞争优势，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也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区域。
全球银行文件指出，地球上一成五的面积承载了全球半数的生产事务。在日本，三千五百万人口挤在东京，这片土地不足日本总面积四成，却创造了日本六十以上的经济价值。在美国，两亿四千三百万居民聚集在仅占全国总面积三成的城市群，那里是世界生产效率最高的区域。可以说，城市群体是经济格局变迁的关键支撑，同时也是全球当前最具生机和实力的中心地带。
城市之间即便彼此竞争，合作共赢终究是必然方向。任何一座城市拥有的条件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当只看GDP的时期已经过去，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品质才是未来进步的核心。如果一味追求什么都想要、样样都要，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样样都做不好。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里，就阐述了劳动分工的思想，并且详细说明了这种分工方式对于提升劳动效率以及增加国家财富的重要意义，这种分工理论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内部，同样也能够指导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进步。
所以，我们需要形成“都市圈模式”，用更开阔的思路和前瞻的眼光来规划城市经济进步，也就是说，不能只看单个中心城市的资源条件和技术长处，还要兼顾邻近城市的相关因素和特性，把上下游整合起来，科学分配资源，靠相互交流、互相学习来减少城市建设和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成本，并且获得更显著的成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曾表示：“城市各自为政难以发展”，我认为，这或许就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根本遵循与最终目标。
值得注意，《纲要》反复强调“世界级”、“国际”等表述，由此可以推断，长三角的抱负远不止于国内领先，而是立志打造全球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世界级都市圈。
全球范围内，成功案例屡见不鲜；选取合适的参照样板，或许能为长三角一体化后续进程提供有益启示。
我认为长三角地区能够参照东京湾进行比较；上海与东京均为各自国家的经济金融核心与世界级大都市，在所属城市群中的地位无出其右；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则类似于横滨、千叶、川崎等地的功能，均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健全的产业构造；东京湾“一个中心带动多个强点并影响周边”的布局形态，与长三角地区当前的态势也是相符的。
那么，东京湾是如何炼成的呢？我认为主要秘诀有二：
一则，各区域合理的产业分工。
各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与职责，这是东京湾区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东京的核心地带聚集了政府机关、学校、尖端企业和商业中心，起着关键作用；横滨和川崎负责工业生产；千叶是关东地区主要的港口分布地，等等。各个地方互相配合，一起促进东京湾的进步。
东京湾内京滨和京叶工业区的扩张历程，根本上是东京作为大都市的功能转变过程，同时也是重工业及相关产业逐步迁往周边区域的现象。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迅猛增长那段时间起，东京就开始了产业分布的规划工作，把机械制造、重化工业等生产活动迁往市郊地带，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减轻了东京的都市压力，也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进步，同时促成了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基地的建立和繁荣。
迁出工业后的东京，更加突出了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的集中，它的经济构造也从传统工业化时代的重工业主导，慢慢转变为外贸、金融、精密器械制造、前沿科技研发等新兴领域的带动模式。时间久了，东京发展成了可以和纽约、旧金山、巴黎、伦敦相提并论的国际大都市。
二则，政府与市场的有效配合。
日本政府负责东京湾的整体规划，旨在加强不同行政区划间的合作，具体措施包括，立法赋予湾内各城市自主权，允许它们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确定发展方向，以此实现城市间的合理分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其次，日本政府着眼于促进各城市间战略层面的合作，为整个区域制定了长远蓝图，为防止决策者与受益者产生分歧，以及避免对特定区域的偏袒，日本着力推动跨领域合作机制的构建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革新，这些举措均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和城市规模差异，实现公平对待；最后，日本政府运用财政税收工具，引导东京湾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对偏远欠发达地区给予信贷扶持，通过财政补贴助力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
市场运作上，日本看重市场效用，借助价格手段来规范东京湾区域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随意调配，以此改善各处资源分配，带动了产业格局的演变和进步。在此期间，要素在不同城市间的转移几乎没有区域限制，这也消除了各地重复投资与资源挥霍的问题，形成了区域产业配合与互利的态势。
日本亦在东京湾区域着力构建创新体系，推动各地方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导致其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东京湾各区域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下，也转变成世界知名的创新型城市区域。
这些方面，同样是推动区域整体融合的长三角地区必须继续改进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