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协同共筑创新高地
长三角区域创新要素充裕，到2023年6月，该区域囊括全国四分之一的高水平大学，汇聚了二十三处重大科研平台、一百零一家国家级实验室、两家国家技术转化基地、五十个国家工程研究机构，这些分别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和七分之一。这里设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包含紫金、之江等众多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达到19家，人均研发人员数量为每万人71.18名，这个数值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将近两倍，研发经费总额大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也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一。长三角区域已经建成大型科研设施二十五项，正在建设中的与已建成的此类设施合计占全国约三分之一，该区域科技要素的集中程度和资金投入力度都位于全国最前面，是国家级的关键创新发源地。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2021年6月组建的机构，它已联合了79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320家企业创新平台，在促进科技资源共用、消除信息隔阂、构建整体创新体系方面效果显著，G60科创走廊从2018年6月开始实施九城（区）合作创新，到2021年4月时发布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G60科创走廊现已构建起多种合作平台，包括“1+7+N”产业联盟体系、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以及G60科创云要素对接平台等，形成了多个合作载体，创建了十多个产业（园区）联盟和十多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汇聚了超过四万四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一千三百家各级孵化器众创空间，以及近两千个省级以上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九分之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数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十六点二，其诞生的发明专利总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国内外上市企业数量均超过了硅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正引领创新浪潮，九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份额已增至十五分之一，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占比均值高达百分之三点七七，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七分之一，整体增长幅度已超两倍。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召开了科创生态构建会议，当场公布了首批量子通信实施范例和卫星互联网行业集群优质发展举措，将首先开展量子城域网跨区域连接工程，接着实施主要量子密钥分配装置混合组网计划，同时促进“行业+量子”模式落地应用。依据《2023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之后，该区域的协同创新指数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三省一市科技创新一体化建设的成果开始显现。
国家与地方相关部门相继颁布多项政策，旨在促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机制革新。2022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方案》，标志着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迈入全新发展时期。二零二二年七月，科技部联合三省一市公布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构建了部门与省市协同的组织协调方式，推进产业创新融合的实践执行体系，设立了绩效创新引导的成果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资金供给体系。二零二二年八月，发布《三省一市联合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协作体实施规划（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五年）》，其中明确将开展五项重点任务，包括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整合培养，产业链与创新链紧密融合同步促进，创新创业环境共同营造，全球创新体系联合拓展，以及协作创新管理体系整体优化。长三角区域借助制度层面的革新，汇聚了众多科技研发要素，主动寻求与伙伴单位在创新协作上的联合突破，共同推进科技攻关项目。
（三）产业合作日益紧密，产业链韧性增强
长三角区域的整体进步程度领先全国其他地方，主要是因为它的产业环节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
依托行业内的上下关联和协作，在开拓市场、提供原料、制造过程及中介事务上紧密配合，各地域间从单打独斗转变为既竞争又合作，在行业运输的统筹、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保障、供需信息的联通上持续加强协作，让长三角的产业关联和物资供应的稳固程度与抗风险能力，显著强于国内其他区域集群。2023年8月，浙江发射了首颗人工智能卫星，其研制得益于长三角地区的航空产业基础，卫星的科研力量源自浙江大学，太阳能电池和动力系统由苏州馥昶提供，空间观测设备出自苏州吉星天舟，卫星的组装、测试以及火箭发射等环节，均在上海航天八院实施。长三角区域产业构造优化显著，生产协作重心已从常规的组装生产活动，转向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板块。
其次长三角借助产业协作组织吸引更多关联公司，尤其是上海同长三角其他区域的产业合作已具备相当程度规模。企业集群能借助相关企业集中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突破地域界限，实现资源统筹、要素不受阻碍流通以及资源在空间上恰当分布的目标。长三角区域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体量分别占据全国五分之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国内扮演着关键角色，是该国最核心的三个产业聚集地之一。2018至2021年期间，该区域集成电路的制造值从864亿元提升至1793亿元，实现了107%的增幅，其占全国集成电路总产出的比例接近五成。长三角区域具备齐全精密的电子设计自动化系统、尖端芯片研发、前沿晶圆加工、高端组装测试供应、设备材料完整工业体系，构成全球关键产业中心。上海与苏州组成的团体在全球科技团体中排名第五位。二零二三年，江浙沪皖共同推行的第二组二十八项协同研究计划，重点针对三大前沿产业的特定要求，共同攻克核心技术与普遍技术难题。江苏将依照高标准打造1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中心，同时建设16个省级重点中心，致力于形成新型电力装备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高端装备等具备国际一流水准、航空航天等领先全国地位的产业集群格局。
（四）基础建设相互连接程度持续增强，为整体融合提供了关键保障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交通系统最为健全、内部联系最为顺畅的地带。近些年，该区域借助交通建设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持续增强区域间连通能力，促进跨区域协作与进步。现阶段，长三角铁路主要线路已基本规划妥当，围绕“整合网络、完善覆盖、强化衔接”开展，其建设范围已延伸至市县层面，构成“主线路+分支”的全面覆盖体系。到2023年岁末，长三角铁路的运营长度已经达到1.43万公里，较2019年增长了22.93个百分点。高铁网络共有25条，总长度超过7100公里。这个长度已经超越了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西班牙与日本，标志着“轨道上的长三角”已经完全建成。2023年期间，长三角铁路客运量超过8亿人次，比2019年的客运记录增加了超过十分之一，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长三角区域综合交通系统正在逐步完善，三省一市一起努力，正在建设一流的港口网络，同时也在建设配合联动的机场网络。上海计划建成顶尖的国际航空中心，杭州、南京、合肥这三个城市将作为长三角机场网络的关键战略节点。2023年，长三角地区港口合计处理了70.4亿吨货物，以及1.1亿标准箱集装箱，这两个数据分别占到了全国总量的41.5%和38.5%。该地区集装箱铁水联运量达到了307万标准箱，占全国总量的30%。我国港口的综合运作效率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优异，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首位。空中航线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建成二十三处飞机场，另外还有九处正在计划当中建设。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在数字化建设上主动采用先进技术手段，着力增强海事服务的数字化能力，推出了十项海事服务创新举措，比如推行“一次性船位报告”，达成船舶“一次申报即可通行全境”的目标；推行“一体化锚泊管理”，实现长三角地区锚泊申请集中办理；推行重点船舶“直接进出”的统一交通组织，实现“一次申请全程通行”；推行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有效压缩船舶检验等待周期；成立船舶能效管理中心，提供船舶能效管理“一站式”服务；整合长三角海事政务服务客服，建立“7×24小时”全天候即时响应的总客服平台等。
第五点中，体制创新的整合效果显著，功能平台的构建成效明显，二者共同推动区域合作迈向高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长三角区域近年可在多个层面达成跨区域协作，这主要得益于其具备一体化的制度支持，核心是“上下协同、三级联动、统筹兼顾、责任到人”的合作框架。就协调机制而言，已建立长三角合作发展协调机制、长三角城市经济协商平台，旨在破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难题。2018年1月宣告成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机构，其成员由周边四地选拔而来，这一举措减少了交流障碍，提升了合作效率。2019年11月1日经过正式仪式落成启用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域，是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布局和先行探索，自建立以来将近五年时间，已产出112项富有创新性的区域协同制度性建设，其中38项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借鉴和应用。这些创新成果大多涉及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跨区域流动、税收征管一体化、公共服务政策以及组织机构运行模式八个领域。其中，“理事会+执委会”的运作模式已在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地方得到应用和推广。
现阶段两个“三年规划”已经圆满结束，关于“长三角区域协同进步三年规划（2024至2026年）”以及“上海都市圈空间布局规划”的制定工作正在迅速推进，区域协同的成果逐步显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二零二三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杭州市民政局、合肥市民政局签署了《长三角三市一区民政工作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对合作事宜有详细规定，具体分为四个领域，包含十七条具体工作内容。三市一区民政机构将整体开展合作，在资源利用与服务共建方面互通有无，在人员培养与机构合作上协同进步，有效促进四地民政事务在养老照护、困难帮扶、基层治理等层面达成高效衔接。
（六）生态保护协同治理、合作共赢效果突出，环保整体进步获得认同
长江三角洲地区水域众多，各水域之间关联紧密，形成紧密的生态系统，一条大河、一个湖泊、一片海洋，这三个关键要素以及众多交错的水道，将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城市虽然行政归属不同，但生态环境呈现连贯性和整体性，必须以统筹协调的方式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这种思路来应对区域中因思想观念不同、利益格局不一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生态管理难题。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治理太湖区域水生态，强化沿江船舶及港口污染管控，浙江省与安徽省连续三次合作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计划。2023年4月，长三角地区公布了一批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方面的创新举措，这些成果具体表现为四种制度与实践方法，分别是“跨域统一生态环境准入制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统一量化评估机制”“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共同决策、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重点跨界水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及生态共建机制”等，其中重点跨界水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及生态共建机制，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进跨界河湖生态治理，47个关键跨界水体已实现联合河湖长制的全面覆盖，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的“五个联合”制度持续深化，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了生态系统分域治理的难题，促进了跨区域共同保护和联合治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善。2023年全年，该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到83.7%，比上一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也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7.2个百分点。同期，PM2.5的平均浓度是32微克每立方米，比2019年同期的数值低了22.0%。2023年1月至5月期间，长江经济带水质达到优良标准的断面占比为94.0%，这一比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5个百分点，实现了稳步提升。长江干流上国家监控的水质断面已经连续三年全部符合Ⅱ类水标准。2023年，太湖的水质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水华问题控制在较好水平，湖心区域的水质首次达到了Ⅲ类标准，这为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基础。针对跨区域共保联治中存在的普遍情形和关键挑战进行整治，获得了显著的实际效果，能够为国内其他关键区域推行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增强绿色创新实力提供参考。
（七）共同富裕试点率先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在全国前列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国家领导层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研习时，着重阐述了均衡富足议题，长三角区域率先肩负起历史使命，展现模范带头功能。二零二一年五月，党中央与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支持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共同富裕的先行区。到2023年5月，已经建立了93个示范点，这些示范点在缩小区域差异、缩小城乡差别、缩小收入距离、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创建文明风尚高地、构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础单元这六个方面，进行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尝试。2015至2023年期间，上海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28缩小到2.08，江苏省从2.29缩小到2.07，浙江省从2.07缩小到1.86，安徽省从2.49缩小到2.25，其中浙江省收入差距最为微小，区域间均衡发展水平最为突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方面，2022年长三角地区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为1.89万元，较2015年提升了54.7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的三甲医疗机构床位数量为1.66个，较2015年增加了46个百分点。沪苏浙皖地区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模式和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用”新机制，促进建立长三角区域152项政务服务和52项居民服务事项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管理系统及配套制度规范，确保一体化运行，支持居民跨省市线上实现便捷登录、无缝切换、全程网络办理，线下可办理收件与领取分离、异地代收、就近办理等业务，实现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37种高频电子证件的互通互认；医保“一卡通”在区域内全面联通，异地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覆盖41个城市超过1.5万家医疗机构，累计完成结算约1300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总额达36亿元。已经做到数据主动服务，民众无需过多奔波，同时解决了跨区域就医购药和养老服务的直接结算问题。长三角地区的三省一市医保结算平台已接入国家级统一信息网络，区域内各系统实现互联互通，覆盖了41座城市内的1.8万家医疗网点。在消费保护方面，长三角地区总共发展了三十二万五千家“安全购物商家”，还建立了三百七十多家“跨区域实体店互购互退网络”。由于优质公共服务的深度整合，越来越多区域居民获得了生活便利带来的好处。二零二三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布了最新一批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案，八百七十二家指定药店已实现跨区域医保直接结算功能。
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链关键环节仍然受制于人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欧美国家针对我国推行限制政策的情况下，建立先进产业构造，达成科技自主独立，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支撑和技术支撑。长三角地区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须创建高水准的产业价值链，把核心部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长三角区域的生产链和供应体系具备很强的抗压性和高水准，位居全国领先位置，然而在国际生产链的顶尖部分所占份额不多，各生产链之间的高层次整合也不充分。具体来说，某些行业的重要生产机器、核心零配件、关键材料以及核心制作技术等方面，依然不能独立研发和控制，这与国家对长三角区域的战略定位存在出入，急需增强自主创新的源头能力。对江苏省269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引进的产品进行了调研，发现具有极强独特性的产品占到了全部产品的35%，在这些产品中，预计在未来1到3年内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的不足20%，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波动性依然十分显著。长三角地区的集成电路制造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其中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在图形处理器、软件工具等核心环节上，本土化水平有待提高；其次，设备与材料方面仍显薄弱，自主供应能力难以满足现有需要；再者，区域内各单元独立运作，缺乏协同机制，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体布局尚未形成共识，重复建设现象依然突出；最后，芯片行业的人才储备不足，尤其缺少具有引领作用的高端人才和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平台型公司。2020年以后，长三角地区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周期性失衡问题开始暴露，原材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游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依然存在被动局面，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环节接连遭遇供应中断和秩序混乱的挑战，外部风险加剧了其内部构造的薄弱性。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作用还不强
国内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中央因此及时制定了重大战略部署，这就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地区根据新形势积极进行了调整，不再以对外经济为主导，而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模式，力求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无阻的重要动力。当前实际状况显示，长三角对国内其他区域的引领作用尚不显著。该区域汇集了众多尖端科研平台、专业人才、先进技术与丰富信息资源，然而与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的协同创新联系尚浅，技术合作及成果转化程度不高，外部扩散效果不明显，前沿实用技术多被单向输出，自主推广阶段刚刚开始。长三角同东北及中西部老工业城市的产业协作尚存广阔提升空间，例如，长三角能够凭借其尖端的技术规范、行业准则和信息优势，促使老工业城市改善能源、矿产、原材料及产品的供应品质与安全程度，从而整体提高我国产业构造的层级，然而当前此类协作方式仍显零散无序，尚未构建成完善的体系。当前，将国外领先资源的有利条件转化为国内尖端产业的有利条件，这方面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相关机会尚未充分把握。长三角囊括G60科创走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临港新片区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国际重大平台，还包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舟山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够吸引大量优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不过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长三角的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减慢。2018至2022年期间，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由4227亿美元增长至4606亿美元，该数额在长三角地区境内出口总量的占比从43.9%减少到34.7%，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了9.2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反映出其在吸纳国际优质资源以及促进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方面的中转站角色，尚有提升空间。
（三）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还存在差距
长三角区域各处创新与创业氛围存在显著区别，各地对专业人才的吸引程度也不一样。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依然展现出强大的人才集聚能力，而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城市，则难以有效吸引并留住人才。近年来，各地在吸引人才方面的投入持续增加，少数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政策红利，甚至采取欺骗手段，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才市场的公平性，同时也增加了地方财政的压力。2018至2022年间，长三角地区吸纳了1108万新增居民，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金华、合肥这七座城市合计引进了1030万人口，安徽省内除合肥外，其他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反映出各地商业环境优劣的不同影响。现阶段推进区域一体化，关键是如何平衡各地发展差异，既激发各地方主动性，又把长三角看作整体布局，这构成了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碍。
（四）专业化分工格局还有待提升
区域高质量融合需要依托各城市特色发展，而非均衡推进、趋同发展，目标是打造国内经济抵御风险能力最强、产业链条最稳固的地区。各地方在“十四五”蓝图里，都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当作关键方向，产业彼此雷同、相似程度高，盲目跟风情况突出，区域内产业争斗激烈，资源分配过于集中，难以实现差异化发展，然而研发资金投入和产业规模却不成比例。2023年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水平，与世界顶尖企业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产业间的关联度主要表现在制造层面，在技术积淀方面资源投入不够，产业链的上下级协作不够紧密。另外，各城市对于自身的发展方向和适合拓展的领域认识不够清晰，造成各城市在专业领域、特色产品和品牌建设方面进展缓慢，产能闲置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屡见不鲜。
三、“十五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高水平一体化合作路径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迅速增强新式生产力的培育。长三角区域应当率先发展新式生产力，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首先要充分运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设施等构成的区域战略科技资源，发挥其引领带动和扩散效应。要集中力量攻克行业普遍性技术难题，在涉及科技发展、产业链稳定运行的关键领域，特别是芯片制造、生命科学等产业，需要深化协作。上海和江苏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基础条件，具备领先优势，而安徽和浙江则可在技术转化和实现国产化方面先行先试。其次要瞄准全球科技尖端技术，着力发挥张江、合肥的重大科研平台作用，更有效地支撑产业层面的创新探索，力求在光子芯片与器件、生物医疗、纳米材料、量子技术、核能科技等尖端技术方向上实现产业化进展。另外要促进产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主动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转化为新型产业与产品形态。把最新科技手段、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生命科学等运用到各个行业里面，借助这些新科技来发展新型生产力。接下来要增强产业链韧性，完善产业链布局，延长产业链条，以此提升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生物制药、电动汽车等全球顶尖产业链的整体水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加强协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这三个链条的有机结合，依靠产业链来促进新型生产力的快速成长。
（二）推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区域协同进步需要制度支撑，革新体制框架，消除地域阻隔与行政界限。三省一市相关机构应秉持统筹观念，形成整体认知，准确把握长三角区域在全国整体布局中的方位与功能，迅速推进探索创新工作，促使长三角区域协作迈上新台阶。
需要增强制度体系整体规划合作水平，促使不同部门间加强配合，推动各地之间密切协作，依据更新的规范和更高标准，致力于打造世界级营商环境。促进长三角四个自贸试验区的优质发展，要迅速对接国际先进经贸准则，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试点工作，着重解决关键性挑战。必须在服务交换、数据交换、商品交换、知识财产等方面首先建立联系，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关键的高规格对外交流。
注重掌握世界最新科技动态，增强创新合作体系。利用长三角创新要素高度集中、产业层次差异明显的特点，打通区域间、部门间的科技创新资源，健全各项区域创新合作体系，促进共同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重大核心技术，打造科技创新核心区域。促进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协同建设，健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合作体系，运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的职能优势。制定科技创新核心区与重点产业区的发展蓝图，实现创新过程、产业环节、资本流动、人才配置的统筹安排、紧密衔接，迅速推进科学成果的商品化培育和推广实施。
三是加强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借助邻近省份交界地带的重要载体，强化规划布局、土地配置、工程推进等方面的相互配合，针对省界相邻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难题，寻求创新性解决方法。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优质平台，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与资源共用，研究跨区域项目审批的新模式，强化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整合与联动实施，迅速实现从区域项目合作向区域整体制度创新的转变，为提高超大城市的管理效能、助力上海实现高质量进步提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加快上海白茅岭农场同江苏宜兴、溧阳，安徽广德、郎溪，浙江长兴、安吉这些“一地六县”之间的跨区域产业协作区创建进程。
四是研究“引领促进”协作方式。上海对照“五中心”目标，剥离次要事务，彰显上海引领示范功能，借助苏浙两地发展潜力，持续优化方式、筑牢基础。迅速推进沪苏大丰产业联合发展区的发展，借鉴“浙江山区与沿海合作”“江苏南北互助协作”等成功做法，增强制度机制上的革新，逐步实现产业在区域间的有序流动，构建“飞地经济”的更高水平，培育“产业外迁基地”“科技外迁平台”等，提升长三角内部发展的均衡性和协同性，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促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的优质进步。
（三）继续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龙头带动作用
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需持续优化土地资源、劳动力供给、资本运作、技术革新、数据共享及人才交流等市场体系，消除制约因素，构建人才互通平台，完善水权分配、能源使用、排污许可、碳排交易等市场规则，促进各类资源在更广阔空间内顺畅流转、优化配置。同时要推动交通网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跨区域标准统一，增强区域间能源互补保障能力。努力消除地域壁垒和行业隔阂，持续深化区域间业务标准统一，研究机构资格相互承认办法，迅速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