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所大学更具价值、未来发展更光明，是倾向于挑选名校还是专注于热门专业，抑或是倾向于职业教育？
近期，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以2025年的高考为例，一些成绩优异的考生选择放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顶尖名校的冷门专业。此外，还有不少高分考生更倾向于报考就业前景较好的非211、985院校，而非追求名校光环。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首次招生的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其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了历史悠久的名校。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高考中，今年广州市的中考也出现了一名702分的高分考生，他放弃了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选择了中专学校。
目前，对于学校的选择似乎反映出我国教育领域正在发生转型。这一变化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222万人的历史最高点，且这一数字已经连续四年超过千万。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也愈发复杂。
对于教育界出现的种种情况，学历是否正失去其价值，以及大学生需要掌握哪些与职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还有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以解决就业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高校应如何培育人才？针对这些问题，7月30日，《财经》杂志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进行了专访。
教育是投资，但不能过于追求短期收益
《财经》报道，近期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揭晓，其中一些情况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例如，一些知名高校的部分专业出现了招生困难，高分考生甚至放弃顶尖学府的冷门专业，转而选择了就业前景较好的非211、985院校、民办大学以及高职院校。针对这些现象，您有何见解？为何名校的吸引力似乎有所减弱，而学生和家长对专业就业前景的关注度却日益增加？
曾湘泉指出，就业市场正经历一系列变动，这些变动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专业设置以及学生选择大学专业的倾向。近年来，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尤其是某些行业和产业规模急剧缩减，例如房地产行业和教育培训行业等，这些变化对某些专业的就业前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针对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中的学子，就业导向显得尤为明显，他们在选择大学专业时首要考虑的是毕业后的就业前景。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由于选择范围更广，更倾向于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历史、文学、哲学等基础学科。然而，无论是家境优渥的学生还是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们通常都会将毕业后的就业和生计问题纳入考量。教育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选择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这涉及到对名校的解读问题，传统观念常将就读名校视为成功的象征，然而实际上，每所学校的优势与特色各不相同。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尽管它在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中并不突出，但其计算机科学专业却位居全球第一。以往众多人士对知名学府盲目追捧，然而现今，学生与家长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性，对院校及专业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他们开始全面考量专业特色、大学自身优势等多方面因素。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因素，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会作用于报考决策。那就是，当前评估高中教育水平时，人们常常以名校录取率、清华北大录取率等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因此，高中评价体系的作用不容小觑。然而，现在的学生在考虑未来职业道路时，更加重视个人的兴趣、天赋和特长，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教育投入受到家庭背景、个人喜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我们还需意识到，即便是有风险的交易，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等客观条件，也将对某些领域带来重大的影响。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选择哪所学校和哪个专业，因此成为了学生及其家长极为关注的焦点。
《财经》杂志指出，观察近两年家长与学生的择校倾向，似乎对收益的考量显得尤为突出，这难道意味着教育选择正趋向于功利化吗？
曾湘泉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背后涉及就业市场的演变、家庭条件的制约等多重因素。同时，还牵涉到学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高校如何调整教育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和形势。因此，不能单纯地将问题归咎于学生或家长。
观察我国高等学府的专业配置情况，可以发现众多专业划分过细、范围过窄，且专业划分的时机过早。这种过细的专业划分，无疑给学生在面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以及职业角色的转变时设置了诸多障碍。在人工智能（AI）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劳动者的职业转换和转型过程将变得更加迅速。在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了无边界职业这一理念，该理念指出，除了部分专业存在职业门槛之外，人们在一生中往往能够涉足多个职业领域，从而突破了传统职业生涯中单一职业的束缚。
当前，不少高等院校正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跨学科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同时，提升转专业的便捷性，强化通识教育，推行学分制改革。这些举措对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高等教育依然需要重视基础知识的构建。例如，众多美国知名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着重于两项核心技能和六项辅助技能的培育。这些硬技能涵盖了听、说、读、写、计算、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能力，以及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而软技能则包括自信、追求成功的动力、学习效率、思维敏捷性、人际沟通技巧以及组织认知能力等。总体而言，目标是夯实基础，只有根基牢固，才能枝繁叶茂。这种教育体系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自学技能，使学生毕业后能够独立于不同领域进行学习。以往，我国高等教育普遍以知识传授为核心，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模式的不足之处已经日益显现。
去年，我们承接了一项针对高校毕业生金融行业就业指导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行业对毕业生的四项核心技能提出了要求。在这些技能中，用人单位普遍认为写作能力的问题最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大多数的大学里，并没有开设专门的写作课程。这表明，我国高校需要改进课程体系，参考国际顶尖学府的做法，强化基础技能的培养，提高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和转换能力，加快并增强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与适应力，从而促进未来人才的自由流动。
在劳动力领域，对于个人未来职业的成就与否，往往难以准确预判。鉴于此，我们在进行教育决策时，不宜过于片面，而应全面考虑个人的天赋与爱好、家庭状况等限制因素。此外，我们还应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是提升个人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关键途径，不应过分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
收益回报下降，为什么还要上大学
《财经》报道，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超过六成2024届本科毕业生起始月薪未达到6000元，而月薪超过万元的仅占极少数。根据美团在2024年三季度的数据，全国范围内活跃骑手的平均月薪介于5720元至10865元之间。面对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为何大学生难以确保获得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曾湘泉指出，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显著变革。在此之前，我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国际水平相比都相对较低。然而，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学生人数迅速增加。
自本世纪初起，我国开始重视并深入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2004年，我们发布了《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这一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多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演变。当时，我们预测，到2010年，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攀升至25%，届时毕业生的人数将超出市场需求。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尤其是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增长尤为明显，从2017年的42.7%增长至2024年的60.8%。以人均收入为标准，这一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我国劳动经济学界开始对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弗里曼教授所提出的过度教育问题展开讨论。
我国实施扩招政策后，大学生就业呈现一特殊现象，即在经济增长放缓期间就业形势严峻，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亦不容乐观。这表明，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乎就业人数的多少，更在于就业结构的优化。2003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过白岩松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我提出高校应将能力培养作为专业设置的核心，加强实践和软技能的教育，并将这一改革举措与扩大招生规模同等重视。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已突破千万，但这一数字尚未达到顶峰。就业形势的变动可能导致情况有所调整，学生与家长可能会依据环境，尤其是就业市场的变动，对他们的预期和行动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调整。
是否选择就读大学，是个人在就业市场上的自主决定，他们会在意这种投资是否能够带来收益。高中毕业后，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进入大学学习，或者选择职业院校学习专业技能，亦或是直接步入职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其它投资类似，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而大学教育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和时间的投入，还包括因放弃工作而错失的收入，这部分即为机会成本。
随着大学生人数突破千万，供需关系将发生显著变动，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必然有所减少。尽管目前的研究表明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依旧为正，但其下降趋势已初露端倪。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使得求职时间延长，就业机会减少，甚至失业风险也随之上升。供需变动对就业品质亦产生显著影响，例如，据数据显示，自2003年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与社会平均薪资的比值有所下降，最初这一比例超过100%，但到2011年已降至60%，之后这一比例基本保持在60%左右。
《财经》报道，随着大学教育回报率的降低，家长们对于学历价值的缩水感到忧虑，这导致部分人在是否选择大学教育或职业教育上陷入了两难。此外，一些国家已经观察到大学入学率呈现下降趋势。
曾湘泉：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上大学？这就是一个选择。
自1992年起，我着手教授劳动经济学，并持续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探讨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人力资本现值公式得出的结论普遍是负面的，那时工资水平极低，甚至有“研制导弹者不如售卖茶叶蛋者”的说法。然而，在中国，学历成为了职业发展中晋升和提拔的关键门槛，因此，众多人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在劳动力领域，我们不应仅着眼于刚步入职场的新毕业生短期内的薪资水平，更需关注他们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回报。教育投入的考量应基于其终身收益，这正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强调的终生收益贴现理念。
教育具备传递信息和选拔人才的双重作用。选拔人才的过程相当复杂，涉及众多信息来源。学历作为一种信号，通常被视为能力的体现，人们普遍认为，能够进入大学便意味着个人具备较强的能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新人力资本理论指出，通过学历所展现的更多是认知能力。然而，问题在于，人的能力不仅限于认知技能，还包括非认知技能。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观察到，那些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拥有高学历。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然而，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和就业偏见。若你不是大学生，可能会发现某些职位并不向你开放，这样的反馈促使学生们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攻读研究生学位，以期克服职场中的不利条件，争取职业晋升和提升机会。实际上，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我之前曾承担过一个研究项目，专注于探讨国外公务员选拔的标准。我发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有低级职位的招聘对象是高中生。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状况与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进行职位分析，单位需要深入研究工作任务、任职资格以及相关要求。而任职资格的考量并不仅限于知识层面，经验、能力以及个性特征同样至关重要。
关于当前是否属于过度教育的问题，若确实存在过度教育现象，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有观点提出，我国可能更多地是形式上的过度教育，而非实质上的过度教育。实际上，许多大学生并未真正掌握应有的能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纸文凭证书罢了。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推动服务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并努力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从业人员的优质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对工作态度、个人素养以及与消费者和员工有效沟通的能力。然而，这些素质，尤其是所谓的软技能，在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显得较为薄弱，甚至许多高校尚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财经》杂志提问：您指出，高等教育改革应与扩大招生规模并重，若两者不能同步进行，将引发哪些不良后果？
曾湘泉指出，这种现象将加剧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过去十几年，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这一特点，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然而他们的就业能力不足，导致就业质量不高，错位现象愈发明显。记得多年前，广州某企业负责人曾向我提及，他们招聘的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在管理能力上甚至不如硕士。我指出这是你的误解，博士教育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并不保证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方面有专长。所以，你应当深入探究该职位的具体要求，明确任职者所需具备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而不能仅仅依据学历来挑选候选人。
当前，许多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投入不足，未能将人才培养置于核心位置，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除了科研申报项目和发表论文，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提升学历。培养出的学生若不具备实际工作能力，将如何应对？事实上，多年来，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培训。然而，现在部分企业对此态度转变，因为培训后的人才可能选择离职。
当前就业，三大挑战、三大机遇
《财经》杂志指出，近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超过千万大关，其中2025届毕业生人数高达1222万，纷纷涌入就业市场。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大学生们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呢？
曾湘泉指出，随着就业市场环境的转变，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需应对三大挑战和三大机遇。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高校毕业生应着力提升自身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首先，很明确的是供给规模扩大，就业压力增加。2004年到2016年，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增长，这部分人群将在2021年至2025年以及2026年至2030年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步入大学适龄阶段。据此推测，未来几年，大学新生人数将保持上升趋势，预计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的学生踏入大学校园。岗位需求量若不够，高学历人才面临就业难题的情况便会更加明显，这构成了首要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表现为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敏感度降低。这种就业弹性，即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引发的就业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呈现下降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诸如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培训、金融等吸纳大量大学生就业的行业，正经历持续的低迷或深度调整，导致这些行业的用工需求显著减少。此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某些岗位产生了冲击。此外，政策层面的变动亦不容忽视，自2018年起，社保缴费的申报主体由人社部门变更为税务部门。尽管社保费率有所下调，然而缴费基数的变动使得企业的准固定成本有所增加，这无疑对招聘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企业岗位创造能力的降低。
挑战三体现在就业结构的矛盾日益加深。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它将加速推动就业结构的变革，使得岗位空缺与人员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愈发明显。《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这份由世界经济论坛在2025年初发布的报告，预测在2030年，将有20%至30%的初级白领职位面临被取代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催生众多新兴岗位，诸如新型生产力领域和照护服务行业等，这些领域的就业需求将持续增长。然而，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以及就业观念的陈旧，供需双方并未实现同步发展。
未来也有机遇。第一个机遇是技能化重塑人才供给结构。2025年伊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正式发布，其中首次将人工智能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纳入核心战略。该纲要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产业与教育结合、科技与教育相融合的改革方向。这一举措旨在促使高等教育从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步转向以能力培养和技能提升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同时，人才培养的方向也将从理论型向应用型、复合型、实践型转变，有望解决高校毕业生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脱节、实践操作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正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众多领域所需的高素质、技能兼备、多面手型人才需求相吻合，人工智能技术将重新塑造人才供给的格局。
第二个机遇体现在数字化与软技能的深度融合。这一融合不仅促使软技能的内涵得到拓展，还强调了数据思维和技术适应能力的重要性。随着软技能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它们已成为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展望未来，人才需求将在技术素养与人文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第三，银发经济带动了照料产业的就业热潮，为大学毕业生投身银发经济领域创造了良机。展望未来，全球每四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随着照料产业的不断壮大，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将十分可观。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政府明确指出需主动增加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本科教育专业，个人观点认为，还需对养老服务领域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进行灵活调整，并在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的过程中，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扶持力度予以增强。
与实际工作适应的技能，有哪些？
《财经》报道，2025年6月，国务院发布政策，自2025年起至2027年底，致力于扩充制造业与服务业所需的关键技能人才库，大力推广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项目。同时，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及其他相关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观察某些发达国家，高级技能型服务业已成为吸纳众多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领域，那么，在中国，这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就业趋势呢？
曾湘泉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两大类，具体包括六种形式。首先，是那些旨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投资，例如教育、培训以及健康保健等。其次，则是关注于提高人力资本运用效率的方法，这通过促进劳动力在各个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动，进而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实现其价值的提升和增值。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对于教育投资，尤其是早期教育，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所提出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全面阐释了这一核心观点。在培训领域，我国近年来积累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企业对培训的重视程度提高，这有助于缓解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目前，随着新兴行业的兴起和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包括对数字化工具和应用的熟练运用能力，以及对服务业从业者软技能的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这些技能，培训的作用愈发显著。
服务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作为现代经济的支柱作用日益显著，并潜藏着巨大的增长和就业机遇。目前，正有序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致力于提升服务贸易的优质发展，激发旅游、游戏、咨询和教育等领域的增长潜力。这不仅将吸纳众多大学生加入就业行列，还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水平。在这些就业领域里，灵活就业的规模相当可观，然而，其中不少职业在发展路径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若干问题，亟待对相关的社保政策进行优化和完善。
《财经》杂志指出，金融行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学生求职的热门选择。关于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您最近有何研究？金融就业领域又有哪些新动向？这些变化能为咱们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提供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信息呢？
曾湘泉指出，总体而言，金融行业对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尽管有意向投身金融行业的毕业生数量有所增长，但市场需求并未同步显著提升。事实上，近几年来，金融行业的需求量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减少，导致供需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不平衡。尽管不同行业、地区和职位在供需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整体上，人才供应量增加与就业市场景气度降低的趋势是共通的。
研究结果表明，供需之间的矛盾之一体现在数字化对金融行业求职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标准。这些求职者不仅需掌握坚实的金融学科知识，还必须拥有与实际工作岗位相匹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例如出色的沟通技巧、快速的学习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等。经过对大量数据、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的研究，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应届毕业生在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上表现出较高的技能水平，然而，在数据分析、文书撰写方面却显得相对不足，而在学习能力、抗压能力、自我驱动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同样存在提升的空间。
人工智能会抢走一些工作吗，可能没那么悲观
《财经》杂志指出，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新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群体应如何增强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与适应能力，以规避毕业后即面临失业的风险？
曾湘泉提到，我们首先需要探究未来产业的动向。他之前提到了数字化、服务业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先锋的产业，以及由此催生的新经济增长点，将为大学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制造业的岗位需求将会减少。
在此之前，我的某位博士后曾进行过相关研究，探讨早期工业革命对就业所产生的作用。其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总体上是平衡的；尽管它可能取代某些工作岗位，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正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影响仍在不断演变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持续进行观察和分析。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引发某些就业岗位的替代现象，然而服务业所受的影响则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服务业领域，照看老人与儿童这一环节，对沟通技巧的要求极高，目前来看，认知能力方面的替代性较强，然而，大部分的软性技能仍难以被替代。
在就业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大学生需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与特色，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培养，以适应就业市场的动态变化。硬实力涵盖数据分析、文案撰写、数字化工具操作等方面。以生成式AI为例，虽然它能够进行写作，却难以满足特定场景和个性化需求，实际上，这类工具往往只能产出空洞的言辞。但写作能力恰恰也是近年来大学生普遍薄弱的地方。
软技能对个人在就业市场的表现同样具有显著影响。我们曾经提出了一种“金字塔”理论，该理论将软技能细分为应用层、修炼层和天赋层，涵盖了诸如沟通技巧、团队协作能力、成就驱动力以及服务意识等多种能力。
《财经》杂志报道，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欣顿曾提出，从事水管工等职业相比白领职业更具安全性，且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文职岗位可能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针对这一观点，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进步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这会不会导致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加剧？
曾湘泉提到，我方才所谈的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将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岗位替代。目前观察，人工智能的推广也对众多白领职业产生了冲击。然而，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整体影响，各界意见尚不一致。
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得出的结论或许并不如预期那般令人沮丧。我所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得出的研究结果是相对积极的。论文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市场的需求有望得到提升，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劳动需求就会相应增长3.5个百分点。在调整劳动需求的能力上表现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对低认知能力以及高非认知能力岗位的需求增加上，对责任感、开放性和外向性等非认知能力的需求有所提升。这一结论相对较为乐观。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降低成本，推动产业创新和升级转型。
该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将新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了对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并建立了与传统任务模型有所区别的理论框架。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源自2013年至2019年间，从多个招聘平台收集的爬虫数据。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这些数据仅代表过去，未来的发展情况还需进一步观察。
另一项研究指出，薪酬差异将有所减少。目前分析，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有所下降，然而，蓝领阶层的收入却在增长，而部分白领的收入却出现了下滑。以月嫂、保姆为例，他们在一线城市的月薪已超过万元，而一些刚毕业的本科生月薪却只有四五千元。然而，部分大学生对这类与体力劳动相关、以照顾他人为职责的职业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考试，以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实际上，这种就业取向与他们的职业观念紧密相连，同时也与家政行业组织化水平不高、社会保障政策相对滞后等因素密切相关。
我国从事灵活就业的人数众多，这一比例相当可观，既包括主动选择这种就业方式的人，也包括因难以获得稳定工作而转向灵活就业的人群。伴随着远程办公、兼职等新型工作模式的兴起，灵活就业无疑将成为未来就业领域的一大趋势。鉴于此，我提出应专门构建灵活就业的社保体系，以激发灵活就业者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增强就业弹性和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财经》报道，6月份发布的失业率统计显示，我国城镇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的劳动力失业率降至14.5%，较之前几个月有所回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青年失业的现状？在制定就业政策时，我们应当关注哪些关键领域？
曾湘泉指出，为了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实现适度增长，以促进就业，我们需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同步发展，并建立一种对就业有利的增长模式。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总量和结构上面临的压力尤为显著。
202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而2025年上半年，这一增长率上升至5.3%。正如我之前所述，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尽管经济增长数据尚可，但岗位的创造能力却并不强劲。就业弹性降低的原因可能和社保缴费基数的变动有关，这导致了企业准固定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招聘决策。此外，过度劳动和员工工作时间过长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通常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会相应增长，而经济衰退时工作时间则会减少。然而，近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平均工作时间却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我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9.0小时。鉴于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且周平均工作时间较长，这一现象亟待深入探究。
总的来说，为了提升就业的灵活性，我们必须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增加就业岗位，并且深入研究如何促使企业更愿意吸纳员工。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进行了调查，发现被访企业普遍提到，国有企业在评估时有一个关键的标准，那就是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使得企业在考虑扩充人员时显得格外谨慎。
《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于2024年9月发布，强调完善就业影响评估体系，要求在制定重大政策、确定重大项目、布局重大生产力时，同步进行岗位创设和失业风险评估。目前，湖南省等省份已着手进行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当前，对就业政策的研究和优化，对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高校毕业生等关键群体的就业，高校必须将人才培养置于核心位置，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此，高校需对专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更新教学内容，增设实践性课程，并对教师队伍的构成进行改进，这些举措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就业既是最终目标，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审视诸多问题，诸如人才培养的忽视、培养能力的欠缺以及师资队伍的构成状况等。教育部门频繁邀请就业领域的专家为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授课。然而，实际上，学院的院长乃至校长也应亲自参与听课。就业问题并非仅仅关乎就业指导中心或教育部门的重视程度，其核心在于整个学校或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策略和方向。
《财经》报道，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近期公布了2025年的招生政策，其中包括多个专业面向本科毕业生招生。与此同时，今年广州中考中，有高达716名高分考生选择了中职教育。面对这些新现象，我们不禁要思考：公众对此有何看法？高校又应如何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解决大学生就业不匹配的问题呢？
曾湘泉提到，职业教育体系中的职普融通和产教融合，以及部分高校推行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机会。学生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挑选适合的教育路径，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学生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并非仅限于中职，它还包括高职，甚至研究生的专业硕士教育。
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建议我国高等院校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业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体系，加强软实力和普遍数字技能的培训，同时增强学生的快速学习能力与职业适应转换的能力。高校务必将人才培养工作置于首要位置，教育管理部门需建立一套用人单位对高校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的评估体系，并将就业质量、职业契合度以及技能匹配度等因素纳入评估范围，同时制定针对经费投入、学科规划以及招生规模等方面的激励与约束政策。
当前，就业市场中暴露出结构性不匹配等问题，这一现象揭示了教育与现实脱节的弊端，同时也向人们敲响了教育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警钟。随着人口数量的显著减少，未来大学将不得不面对适者生存的考验。实际上，韩国的一些大学已经遭遇了招生难题，这一状况无疑将迫使高校进行改革。若不进行改革，高校可能会面临专业无人问津，甚至面临学校关闭的困境。因此，我国高校需强化专业可行性探究，务必确保人才培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这同样关乎未来的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