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所大学更具价值、发展潜力更大，是倾向于选择知名院校还是热门专业，抑或是职业教育呢？
近期，升学选择领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例如，在2025年的高考中，部分高分学生舍弃了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冷门专业。另外，一些高分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前景较好的非211、985院校，而非追求名校。此外，新成立的研究型民办大学首次招生，其最低录取分数线已超过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高考，今年广州市的中考中，一名取得了702分的高分学生也放弃了重点高中，转而选择了中专。
目前，对于学校的挑选似乎反映出我国教育领域正经历一场变革。在这场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22万人的历史最高点，且这一数字已经连续四年超过千万，由此可见，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形势相当复杂。
如何审视教育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学历是否正失去其价值，大学生需要掌握哪些与职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以及如何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以解决就业结构性的冲突，还有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高校应当如何培育人才？针对这些问题，7月30日，《财经》杂志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教育是投资，但不能过于追求短期收益
《财经》报道指出，近期高校招生录取结果公布后，诸多引人注目的现象浮现，诸如知名高校部分专业面临招生困境，高分考生放弃顶尖学府的冷门专业，转而青睐就业前景较好的非211、985院校、民办高校及高职。对此现象，您有何见解？名校的吸引力为何有所减弱？为何学生及家长对专业就业前景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曾湘泉指出，就业市场正经历一系列变动，这些变动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专业设置以及学生选择大学专业的倾向。近年来，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尤其是某些行业和产业规模急剧缩减，如房地产行业和教育培训行业等，对某些专业的就业前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针对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孩子，就业导向显得尤为明显，他们上大学的首要考量是所选专业毕业后是否容易找到工作。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选择范围更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然而，无论是家境优渥的学生还是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们通常都会考虑到毕业后的就业和生计问题。教育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报考哪所大学、挑选哪个专业，实则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对“名校”这一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传统观念中，名校往往被视为成功的象征，然而，实际上每所学校的优势与特色均有差异。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尽管它在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中并不突出，但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却位居全球第一。以往众多人士对知名学府抱有盲目崇拜之情，然而如今，学生与家长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性，对院校及专业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他们开始综合考虑专业特色、大学本身的优点等多元因素。
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会对报考决策产生影响。那就是，当前评估高中教育水平时，人们常常以名校录取率、清华北大录取率等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因此，高中评价体系的作用不容小觑。然而，现在的学生在考虑未来职业道路时，更加重视个人的兴趣、天赋和特长，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教育投入受到家庭背景、个人喜好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然而，我们还需意识到，即便是在存在风险的投资中，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动以及技术的崛起等客观条件，也将对某些领域带来长远的冲击。在这个变革迅速的时代，选择哪所学校和哪个专业，因而成为了学生与家长共同关注的焦点。
《财经》杂志指出，观察近两年家长和学生的择校倾向，似乎对收益的考量显得尤为突出，这难道意味着教育选择正趋向功利化？
曾湘泉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背后涉及就业市场的演变、家庭条件的制约等多重因素。同时，还包括学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高校如何调整教育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和形势。因此，不能单纯地将问题归咎于学生或家长。
观察我国高等学府的专业设置情况，多数专业划分过细、过窄，且存在过早分专业的现象。过于细致的专业划分，使得学生在面对就业市场的变动和职业方向的调整时，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在人工智能（AI）时代背景下，劳动者的职业转换和转型进程将得到进一步加快。国际上已有学者提出了无边界职业这一理念，这一理念指出，除了部分专业存在职业门槛，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多种职业，从而超越了传统职业生涯中单一职业的束缚。
当前，众多高等学府正致力于创新人才培育方式，积极尝试跨学科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路径，提升学生转专业的便利性，强化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推进学分制改革的实施。这些举措实际上对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大有裨益。
高等教育依然需要重视基础知识的构建。例如，众多美国知名学府推行的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着重于两项核心技能和六项辅助技能的培育。这些核心技能涵盖听、说、读、写、计算以及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能力，还有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技巧；而辅助技能则包括自信、追求成功的动力、学习效率、思维敏捷性、人际沟通技巧以及组织认知能力等。总体而言，目标在于夯实基础，唯有根基牢固，枝叶方能茂盛。这种教学模式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得他们在毕业后能够无需教师指导，独立进行跨领域的学习。而传统大学教育普遍以知识传授为核心，但在AI时代，其弊端已经日益显现。
去年，我们承接了一项针对高校毕业生金融行业就业指导的研究项目。该研究揭示，金融行业对毕业生的四项核心技能提出了要求。在这些技能中，企业普遍认为写作能力最为关键。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大部分高校并未开设写作课程。这表明，我国高校应当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吸取国际顶尖学府的成功做法，强化基础技能的培养，同时提高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和转换能力，从而加快并提升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与适应力，这对促进未来人才的流动性具有积极作用。
在劳动力领域，对于个人未来职业的成就与否，往往难以准确预判。因此，在进行教育规划时，不宜过于片面，而应全面考虑自身的才能与兴趣，以及家庭状况等限制因素。此外，大学教育对于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过分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
收益回报下降，为什么还要上大学
《财经》报道，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大约六成2024届本科毕业生起始薪资未达到6000元，而月收入超过万元的人数仅占一成左右。根据美团在2024年三季度的数据，全国范围内活跃骑手的平均月薪介于5720元至10865元之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轻易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呢？
曾湘泉指出，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我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国际水平相比都相对较低。然而，随着扩招政策的推行，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
自本世纪初起，我国开始聚焦于探究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并于2004年推出了《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这一研究成果。该报告多维度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演变。当时预计，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攀升至25%，届时毕业生的人数将超出就业市场的需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尤其是近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尤为突出，从2017年的42.7%跃升至2024年的60.8%，以人均收入为标准，这一比例已与发达国家相当。这一扩招现象使得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劳动经济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弗里曼教授所提及的过度教育问题的广泛讨论。
我国实施扩招政策后，大学生就业呈现一特殊现象，即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就业形势不佳，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状况同样不容乐观。这表明，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乎就业人数的多少，更关键的是就业结构的优化问题。2003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过白岩松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访。在访谈中，我提出高校应将能力培养作为专业设置的核心，加强实践和软技能的教育，并将这一改革举措与扩大招生规模同等重视。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已突破千万，但这一数字尚未达到顶峰。就业形势的演变可能导致情况有所变动，学生及家长可能会依据环境，尤其是就业市场的变动，对他们的预期和行动作出相应的调整或调整。
是否选择升学，是每个人在就业市场上的自主决定，他们会在意所投入的教育能否带来相应的收益。高中毕业后，学生可以决定进入大学深造，或是选择职业院校学习专业技能，亦或是直接步入职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任何其他投资一样，存在着多样化的选择途径。而大学教育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和时间的投入，还包括因放弃工作而失去的收入机会。
随着大学生人数突破千万，供需格局将发生显著转变，教育收益必然出现下滑，尽管目前的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回报依旧为正，但这一趋势已显现出下降的迹象。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使得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所耗时间增加，成功就业的机会降低，甚至失业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供需的变动对就业质量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据数据显示，自2003年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与社会平均薪资的比值有所下降，最初这一比例超过100%，但到了2011年降至60%，之后这一比例大致保持在60%左右。
《财经》报道，随着大学教育收益的降低，家长们对于学历价值的缩水感到忧虑，这导致部分人在是否就读大学或选择职业教育上陷入犹豫。此外，一些国家已经观察到大学入学率呈现下降趋势。
曾湘泉：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上大学？这就是一个选择。
自1992年起，我着手教授劳动经济学，此间，每年都会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就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展开辩论。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人力资本现值公式得出的结论普遍是负面的，那时工资水平极低，甚至有“研制导弹者不如售卖茶叶蛋者”的说法。然而，在中国，学历成为了职业发展中晋升和提拔的关键门槛，因此，尽管如此，仍有众多人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劳动力领域，我们不应仅着眼于刚步入职场的新毕业生在短期内所获得的薪资水平，更需关注他们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回报。教育投入的考量应基于其终身收益，这正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终生收益贴现理念的核心所在。
教育具备传递信息和筛选人才的双重作用。在筛选人才方面，过程相当复杂，需要大量的信息支持。其中，学历作为一种信号，往往被用来衡量个人能力。人们普遍认为，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个人能力较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新人力资本理论指出，通过学历所观察到的，更多的是个人的认知能力。然而，问题在于，人的能力不仅包括认知技能，还包括非认知技能。因此，我们观察到，在劳动力市场上，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拥有高学历。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然而，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和就业偏见。若你不是大学生，可能会发现某些岗位并不欢迎你，这种反馈会促使学生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攻读研究生学位乃至更高层次的教育，以此来应对职场中的不利条件，并寻求职业晋升和提升的机会。实际上，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我之前曾进行过一项研究，探讨的是海外公务员选拔的标准。在东南亚某些国家，一些基层职位甚至面向高中生进行招聘。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与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单位在设立岗位时，都需要进行职位分析，对工作任务、任职资格以及相关要求进行深入研究。而所谓的任职资格，并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还包括经验、能力以及个性特征等多方面的考量。
关于当前是否属于过度教育的问题，若确实存在过度教育现象，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众多分析和研究。其中，有研究指出，我国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名义上的过度教育，而非实质上的过度教育。实际上，许多大学生并未真正掌握应有的能力，他们只是拥有了一张文凭证书。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服务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以增强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服务业的从业者需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尤其是对工作态度、个人修养以及与消费者和同事的沟通技巧等方面，这些方面，尤其是所谓的软技能，在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中相对薄弱，甚至部分高校尚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财经》杂志采访：您指出，高等教育改革应当与扩大招生规模同步进行，若两者不能同步，可能会引发哪些具体问题？
曾湘泉指出，这一现象将加剧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过去十几年，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这一特点，其中，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然而他们的就业能力不足，使得就业质量普遍不高，错位现象尤为明显。记得多年前，广州某企业负责人曾向我提及，他们招聘的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在管理能力上甚至不如硕士。我指出那可能是个误解，博士教育主要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并不保证他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专长。所以，你应当深入探究该职位的具体要求，明确任职者所需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不应仅凭学历来筛选候选人。
当前，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普遍不够重视，缺少将人才培养视为核心的激励机制。除了科研申请项目和发表论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提升学历上。然而，培养出的学生却往往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去对他们进行培训。但现在，有些企业却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培训后，员工可能就会离职。
当前就业，三大挑战、三大机遇
《财经》杂志指出，近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超过千万大关，其中2025届毕业生人数高达1222万。面对这一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当前大学生在就业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究竟有哪些？
曾湘泉指出，随着就业市场环境的转变，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了三大挑战和三大机遇。面对这样的形势和变革，高校毕业生能否适应并提升自身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度，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很明确的是供给规模扩大，就业压力增加。从2004年到2016年，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上升，这部分人群将在2021年至2025年以及2026年至2030年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步入大学适龄阶段。根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推算，未来几年大学生入学人数预计将持续增长，且每年入学人数将突破1000万。岗位需求若不充足，高学历人士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便会日益明显，这构成了首要的挑战。
就业弹性面临下降的困境，这一指标衡量的是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量。观察“十四五”期间，这一弹性值呈现下滑趋势，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诸如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培训、金融等吸纳大量大学生就业的行业，正经历着持续低迷或深度调整，导致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减少。此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对某些职位产生了冲击。此外，政策层面的变动亦不容忽视，自2018年起，社保缴费的申报主体由人社部门变更为税务部门。尽管社保费率有所下调，然而缴费基数的变动使得企业的准固定成本有所增加，这进而对企业的招聘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企业岗位创造能力的降低。
挑战三在于就业结构的矛盾日益加深。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将加快对就业结构的重塑，使得岗位空缺与人员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愈发显著。《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这份由世界经济论坛在2025年初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初级白领岗位中将有20%至30%被技术所取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催生众多新兴岗位，例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和照护行业的就业需求将随之增长。然而，由于教育体系改革步伐缓慢，就业观念相对滞后，这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匹配。
未来也有机遇。第一个机遇是技能化重塑人才供给结构。2025年伊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正式发布，它首次将人工智能在教育改革中的应用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产业与教育相结合、科技与教育相融合的改革方向。这一举措旨在促使高等教育从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模式，逐步转向以能力培养和技能提升为重点。同时，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将从理论型向应用型、复合型、实践型转变，以期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在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不足、实操能力欠缺的问题。这正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对具备高素质、技能全面、知识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相吻合，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人才供给模式的深刻变革。
第二个机遇体现在数字化与软技能的深度融合。这一融合不仅促使软技能的内涵得到拓展，还强调了数据思维和技术适应能力的重要性。随着软技能的普遍受到重视，它们已成为数字化转型成功实施的核心要素。未来，人才需求将在技术素养与人文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第三，银发经济的兴起带动了照料产业的就业热潮，这一现象为大学毕业生投身银发经济领域创造了良机。展望未来，全球每四位老人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随着照料产业的不断壮大，其吸纳就业的潜力十分可观。在国家政策层面，我国明确提出了要主动增加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本科专业设置。在我看来，我们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对养老服务领域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进行适时调整，并且在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增强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扶持力度。
与实际工作适应的技能，有哪些？
《财经》报道，2025年6月，国务院宣布，从2025年至2027年底，将大力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急需技能人才的培养，广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同时，强化对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观察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高技能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那么在中国，这种现象是否会逐渐成为新趋势呢？
曾湘泉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可分为两大类别，共计六种主要形式。首先，有旨在提升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诸如教育、培训以及健康保健等方面。其次，则是致力于增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方法，这包括劳动力在各个行业及地区间的流动，以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进而实现其价值和增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对教育投资领域的关注已逐渐转向早期教育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所提出的创新人力资本理论，全面阐释了这一核心观点。在培训领域，我国近年来积累的一项关键经验是，企业对于培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有助于解决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目前，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快速更新，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包括了对数字化工具和应用的熟练掌握，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软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升这些技能水平，培训的作用愈发显现出来。
服务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中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和就业潜力。目前，我们正稳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致力于提升服务贸易的整体质量，以此激发旅游、游戏、咨询和教育等行业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不仅将吸纳众多大学生就业，还能显著提升他们的就业水平。在这些就业领域里，灵活就业的规模相当可观，然而却面临着不少职业晋升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难题，亟需对相关的社保政策进行优化和完善。
《财经》杂志指出，金融行业在中国乃至国际范围内，都已成为大学生求职的热门选择。关于金融领域的就业情况，您最近有何研究？金融就业领域又有哪些新动向？这些变化能否为我们揭示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供需矛盾的一些普遍性规律？
曾湘泉指出，总体来看，金融行业对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有所减弱。由于供需关系的变化，虽然愿意投身金融行业的毕业生人数有所上升，但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未显著增长，甚至在近几年内有所减少，导致供需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尽管不同行业、地区和职位在供需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趋势是人才供应量在增加，而就业市场的景气度在下降。
研究揭示，在供需矛盾凸显的诸多表现中，数字化对金融行业求职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毕业生不仅要拥有坚实的金融学术基础，还必须掌握与实际岗位相匹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诸如沟通技巧、学习能力以及执行力等。研究发现，近期应届毕业生在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上表现出色，然而在数据分析及文书撰写方面则显得相对不足，同时在学习能力、抗压能力、自主驱动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会抢走一些工作吗，可能没那么悲观
《财经》杂志指出，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背景下，大学生群体应如何增强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与适应能力，以避免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现象。
曾湘泉提到，首要任务是探究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向。他之前已提及数字化、服务业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先锋，这些产业及其催生的新经济增长点，将为大学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应用，岗位需求预计将有所减少。
在此之前，我的某位博士后曾进行过相关研究，探讨早期工业革命对就业所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影响总体上是平衡的；尽管它导致了某些就业岗位的消失，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目前，我们正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领域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影响仍在不断演变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跟踪观察。
在制造业领域，可能会引发一些就业岗位的替换，然而服务业的情况则有所差异。在服务业中，照看老人与儿童这一环节，对沟通技巧的要求极高，目前来看，认知能力或许能够被替代，但大部分的软性技能仍难以被取代。
在就业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大学生需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与独特性，重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培养，以适应就业市场的动态变化。硬实力涵盖数据分析、文案撰写、数字化工具运用等方面。以生成式AI为例，虽然它也能进行写作，但往往难以满足特定场景和个性化需求，实际上这样的工具往往只能产出空洞的言辞和夸大的表述。但写作能力恰恰也是近年来大学生普遍薄弱的地方。
软技能对个人在就业市场的表现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之前提出了“金字塔”理论，该理论将软技能细分为应用、修炼和天赋三个层次，涵盖了沟通技巧、团队协作、追求成就的动机以及服务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财经》杂志报道，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欣顿曾言，水管工的岗位相对白领来说更具安全性，且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文职岗位可能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针对此观点，我们应如何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潜在影响，以及这是否会引发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
曾湘泉提到，我之前讨论了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对就业的潜在影响，指出它将导致一定程度的职位替代。目前观察，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同样开始对白领阶层的工作产生作用。然而，关于人工智能对整个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各界观点尚不一致。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结论未必如预期那般令人沮丧。我所指导的博士生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其研究成果相对较为积极。论文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有望提升劳动市场的需求，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劳动需求便会相应增长3.5个百分点。在调整劳动需求的能力上表现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对低认知能力以及高非认知能力岗位的需求增加上，对责任感、开放性以及外向性等非认知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一结论相对较为乐观。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推动产业的创新与升级转型。
本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对新型人力资本理论中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同时建立了与常规任务模型相异的全新理论框架。所采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至2019年间，各大招聘平台收集的爬虫信息。需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这些数据已成为历史资料，未来趋势尚需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这项研究还得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薪资差异有望逐步减少。目前形势来看，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有所下降，然而实际上，蓝领阶层的收入却在稳步上升，而部分白领阶层的收入则有所下滑。以月嫂和保姆为例，他们在一线城市的月薪已经超过了万元大关，与此同时，一些刚刚毕业的本科生，他们的月薪却只有四五千元。然而，部分大学生对从事这类与体力劳动相关、负责照护他人的职业持保留态度，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来寻求稳定的工作，这实际上反映出他们的就业观念，同时也与家政服务行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社会保障政策相对滞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从事灵活就业的人数众多，这一比例十分显著，既包括主动选择这种就业方式的人，也包括那些难以获得稳定职位的人。伴随着远程办公、兼职工作等新型工作模式的发展，灵活就业有望成为未来就业市场的一大趋势。鉴于此，我提出应设立独立的灵活就业社保体系，以激发灵活就业者参与社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增强就业弹性和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财经》杂志报道，依据6月份发布的失业率统计，我国城镇中16至24岁（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劳动力失业率达到了14.5%，较之之前的几个月有所回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当前青年失业的现状？在制定就业政策时，我们又应当从哪些角度着手？
曾湘泉指出，为了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实现适度增长，从而为就业提供有利条件，必须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同步发展，并建立一种对就业有利的增长模式。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总量和结构上面临的问题尤为显著。
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而2025年上半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达到了5.3%。之前我曾提及，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尽管经济增长数据尚可，但岗位的创造能力却并不强劲。就业弹性之所以下降，可能是因为社保缴费基数的变动使得企业的准固定成本有所上升，这进而影响了企业的招聘决策。此外，过度劳动和员工工时过长也是导致就业弹性下降的原因之一。
通常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会相应增长，而经济衰退时工作时间则会减少。然而，近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平均工作时间却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9.0小时。目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周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这一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概括来说，要提升就业的灵活性，首先必须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增加就业机会，此外，还需探讨如何促使企业更愿意吸纳新员工。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参与调查的企业普遍表示，国有企业在评估时，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关键的评价标准，这一指标使得企业在考虑扩充人员时显得格外谨慎。
《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于2024年9月发布，其中强调要完善就业影响评估体系，确保在制定重大政策、确定重大项目、布局生产力时，同步进行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目前，湖南省等地区已着手进行就业政策的一致性评估。目前，对就业政策的研究和优化，对于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高校要切实将毕业生等关键群体的就业工作置于核心位置，务必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此，高校需对专业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教学内容、增设实践性课程，并改善师资队伍的构成，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就业既是成果，亦是一个观察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审视诸多问题，诸如人才培养的忽视、培养能力的欠缺以及师资队伍的构成等。教育部门频繁邀请就业领域的专家为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授课。然而，实际上，学院的院长乃至校长理应亲自参与听课。就业问题并非仅仅是就业指导中心或教育部门是否重视的问题，其核心在于整个学校或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策略和方向。
《财经》报道，近期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公布了2025年的招生政策，其中不少专业开始面向本科毕业生招生。在广州的中考中，有716名高分考生选择了中职学校。面对这些新现象，我们该如何审视，高校又应如何推进人才培养的改革，以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呢？
曾湘泉提到，实施职业教育体系，包括职普融通和产教融合，以及部分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机会。学生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挑选适合自己的教育路径。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学生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并非仅限于中职，它还包括高职，甚至研究生的专业型硕士也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
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建议我国高校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教相融合的教育体系，增强学生的软技能以及通用数字技能的培训力度，进而增强他们快速学习的能力和职业角色的转换能力。高校务必将人才培养工作置于核心地位，教育管理部门需建立一套用人单位对高校培养效果及就业情况的评估体系，并将就业质量、职业适应能力以及技能匹配度等因素纳入评估范畴，同时制定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以指导高校在经费投入、学科设置和招生规模等方面的发展。
当前，就业市场中暴露出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这揭示了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所在，成为教育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警示。随着人口数量的显著减少，未来大学将不得不面对适者生存的考验。实际上，韩国的一些大学已经遭遇招生难题，这种情况必然促使高校进行改革，否则高校将可能面临专业无人问津，甚至学校关闭的困境。因此，我国高校需强化专业可行性探究，确保人才培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这同样关乎未来的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