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每日黎明即起，夜幕才息，奔波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他们的职责紧密关联着每个人的饮食、衣着、居住与出行。他们随着互联网新兴行业的崛起而诞生，被赞誉为城市运作的“微细血管”。他们构成了新兴的就业群体。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在今年特别强调了“需强化对灵活就业及新型就业形式下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此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其他代表共同提交了“关于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订的提案”。
上海作为我国平台经济的先锋，近年来以外卖配送员、快递小哥、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群体为代表，其规模持续扩大。这些群体不仅为城市的顺畅运作提供了助力，而且还成为了“平安上海”和“法治上海”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法治日报》的记者近期深入上海的各个角落，穿梭于街头巷尾，探访了快递站点、网约车司机休息站等场所，全面了解了新就业群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以及上海在解决这些难题、维护他们合法权益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算法束缚
去年，上海调整了网约车司机户籍的准入门槛，这促使王师傅从陕西踏足上海，成功获得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以下简称“人证”），随后，他在租车公司租用了一辆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以下简称“车证”）的营运车辆，正式开启了他在上海的漂泊生活。
王师傅一边数着手指，一边向记者透露：“如今，我每天要工作长达13到14个小时。即便每月支付完车辆租金，到手的收入也只有七八千元。起初，我觉得这样的收入还算可以，只要我更加努力，收入肯定还能提高。然而，实际上，收入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无法增长了。”
我们需自行负担保险费用，年缴金额超过两万元。尽管公司推荐了“众筹保险”，其费用仅为常规保险的一半以上，然而一旦发生事故，理赔过程往往颇为复杂，成功率并不高……他如此陈述。
清晨7点钟，位于徐汇区的美罗城周边，外卖骑手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早餐包装，络绎不绝地走出，这已成了日常景象。即便天空飘洒着细雨，他们依旧神情自若。其中一位29岁的骑手，曾是一名海归留学生，半年前，他绝想不到自己会变成“外卖小哥”。他幽默地称自己是电影《逆行人生》中男主角的真实写照。
小杨最初注册的是众包骑手，并未加入加盟，但因为抢单速度慢、对地理环境不熟悉，他的日收入只有30元。随后，他决定加入站点，成为专送骑手，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收入这才有所增加。他直言不讳地说：“虽然按单收费是劳有所得，但我和许多同行都清楚，我们的收入实际上还是与算法紧密相连。”
该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对配送站点进行管理，确保每位骑手的订单量不突破35单。据某加盟站站长向记者透露，以专送骑手每单收入5至7元，平均每人每天完成35单的情况来计算，即便他们每月都能出勤并跑满30天，再加上各种奖励，最终到手的月收入也仅有七千余元。
一些快递员在掌握了道路情况和技巧之后，往往会转型成为外卖骑手。尽管每单的报酬仅有3到4元，但订单数量没有上限，而且往往能接到不需要爬楼的近距离订单。这位站长表示，然而，算法如同佛祖的掌法，无论你能够变换多少种形态，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它的控制。
维权陷阱
近期，上海二中院对一宗涉及网约车司机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此案中，涉案司机与多家企业存在关联，这些企业均以自然人服务合同、租赁协议等作为依据，试图否认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从而规避承担事故责任。
上海二中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该平台公司利用网约车平台的算法对网约车司机进行了隐秘的管控，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监督管理。同时，公司对于网约车司机缺乏必要的“车证”和“人证”，未能尽到资质审查的责任。此外，当时的网约车司机是由加盟商招募，并参与网约车服务，同时他们也对网约车司机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和约束。最终，上海二中院作出裁决，认定平台公司及加盟商需对此次交通事故所引发的赔偿义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去年，上海法院共审理并结案了1223起新业态劳动纠纷案件。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上海法院致力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提供有力的司法支持，积极破解通过连环外包等隐蔽方式来规避用工责任的手段。在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之前，贾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向记者透露：“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不少新入职的员工甚至对甲方身份一无所知，一旦遭遇难题，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司法保护构成了最后的屏障，我们肩负着预防和应对潜在诉讼风险的职责和义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面临三大问题。
部分平台为了拓展业务，对驾驶员的身份证明和车辆证明审查不严。例如，只需持有驾照并缴纳500元保证金，就能上路行驶，一旦被查，由公司负责解决。在接受采访时，一位自称为“上海网约车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全权负责”。更有租赁公司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虚构驾驶经验和车辆属性，使得原本不具备资质的司机和车辆得以混入市场。事故发生后，由于存在“准入造假”的问题，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进而引发了众多争议。
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诸多陷阱，附加了额外的责任条款。例如，在司法案例中，某些平台与骑手签署了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其中规定若造成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害，责任完全由骑手承担；另外，租车公司与司机签订的租车协议中，也规定了每月必须达到的营业额和在线时长，若未达标，则需支付更高的租金。
骑手与司机们长期承受着身心两方面的巨大压力，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却极度有限。在这种状况下，一旦遭遇困境，他们往往难以寻找到合法且合理的援助途径。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胡光指出，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以及从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立场来看，迫切需要加强平台的责任感，并加大对新就业群体权益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旨在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合法、合规，且健康可持续的职业环境。
路在何方
我在骑手App上轻点报案，平台迅速响应，立即介入，帮助我完成了职业伤害的确认以及待遇的核定等一系列业务处理。在送餐途中不幸遭遇意外骨折的骑手小李，不仅顺利地报销了医疗费用，而且在养伤期间还领到了生活补助金。他所享受到的，正是针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推出的职业伤害保险，简称“新职伤”。据相关消息，自2022年7月1日开始，上海依据国家统一安排，将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等七家平台的从业人员纳入了“新职业伤害”试点项目之中。
在社保体系中，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说，工伤保险的需求尤为迫切。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指出，当前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具备向整个行业推广的条件。同时，还需搭配相应的商业保险。工伤保险能够覆盖医疗、伤残及死亡等方面的待遇；而商业保险则能应对财产损失（例如车辆损坏）以及因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商业保险的承担主体不应采取统一标准，可以由驾驶员和平台各自负责；至于快递员，则可以采取按单购买保险的方式。
京东、美团等企业已对外公布将为外卖配送员支付社会保险。据京东透露，他们计划分阶段为全职配送员缴纳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社保，并负责其个人应缴部分；美团则承诺将制定一个既能平衡成本又能保障权益的社保计划，逐步为全职和稳定的兼职配送员缴纳社保；此外，一些网约车平台还推出了针对司机的商业养老保险、专属医疗保障、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极端天气下的误工损失保障等措施。
面对算法的局限，李凌云提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机构应指导平台企业及新兴就业群体进行沟通，共同形成共识，并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对平台算法进行改进；针对用工领域的混乱现象，胡光提出，相关部门应强化对平台的监管，探索构建责任共担体系，严格杜绝不合理的提成做法以及非法用工的种种乱象。
当前，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规主要着眼于传统的就业模式，却未能充分迎合灵活就业的特性和需求，这进而使得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在报酬、工作时间以及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贾宇提出，应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订，以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保障、规范其工作时间，同时要明确社会保险缴纳的责任主体和保障范围，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统一规范相关权利和义务，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贾宇指出，要妥善处理新就业群体权益的保障难题，必须多方协作，达成一致意见并汇聚力量。他以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为例，强调需充分发挥其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不断推进制度上的创新和实践的探索，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体系。他希冀在关键领域实现重要突破，为新兴经济和新型业态的蓬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创造出更多可供借鉴和推广的模范经验。（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