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锋、杨业伟、姜志霄、任慧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国当局持续关注工作事务，视其为民生根本。近期推行六稳及六保举措，“稳定工作”与“民众工作”列为首要任务。最新中央经济集会重申，“六保”中以保障工作、保障民生、保障经营主体最为关键。年底年初我国工作状况呈现何种征象？过去两年受疫情波及的劳动力市场复原程度是否到位？当前就业状况同现行经济低迷态势有何关联？2022年确保岗位稳定以及达成“更全面更优质的工作机会”目标面临哪些阻碍？
官方发布的一些统计参数有助于剖析前述议题。譬如传统奥肯定律主要从失业率视角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和劳动力市场关联，我国统计机构公布的调查失业率以及人社机构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表明，我国失业率在2020年急剧上升之后迅速下降，现已回归到与疫情前较长时间段平均水平相符的稳定区间。新增的2020年与2021年城镇就业人数，各自都超过了政府为这两年划定的参考值。这表明，在2021年，我国宏观经济实现显著增长，就业领域也相应取得重要进步。这种复苏状况，从各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经济在应对外部压力时，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与坚韧度。
但是更深入分析显示我国就业状况修复过程中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比如依据更契合我国发展阶段特点的广义奥肯法则评估，2021年农业人员流动尽管基本弥补了前一年因疫情造成的异常下滑，但整体数量与疫情爆发前的发展态势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再比如先前两年新增的城区工作机会尽管完成了政策指标，不过其绝对数量跟疫情爆发前相比，出现了明显差别；这个数据的季度记录最近快速下滑，表明经济面临新的下滑征兆时，工作市场可能再次承受压力。同时，疫情带来的影响让许多提供服务的中小型企业陷入困境，这也会对相关机构的劳动者工作条件造成负面作用。所以说我国的工作市场和职业发展存在恢复不够到位的情况。
根据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分析，就业增长不理想主要因为整体经济扩张未达目标，进而限制了民众收入和消费的提升，形成阻碍，这构成了当前经济下行挑战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内需偏弱特别是消费动力不足。2022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幅度提升，劳动力市场在供需方面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再加上国家整体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相当困难，因此当前的工作机会状况并不令人感到宽心。1962年骤增的新生儿到2022年已届花甲之年，这会引发退休潮，进而让部分工作岗位空缺出来，对减轻就业难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或许难以彻底扭转劳动力供需偏紧的局面，必须冷静评估当前状况并汲取过往教训，推行有力的经济与工作促进措施，以便更快达成工作机会更足、工作品质更优的愿景。
1、失业率指标所传递信息
当前国内衡量失业状况运用两种统计参数，分别是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统计局公布的调查失业率数值，与国际上类似参考标准大体一致，不过这一参数的全国范围统计资料直到2018年才开始完整呈现。而登记失业率，则是人社部门依据各地报送的失业登记资料进行整合得出的，年度统计涵盖整个改革开放阶段，季度统计则从1999年开始记录。从所展示的图表中可以看出，两个失业率数据的波动与疫情期间宏观经济由收缩转为复苏的过程相吻合，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具体来说，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和经济活动萎缩最为剧烈的阶段，调查失业率表现更为敏感，其数值迅速攀升，而登记失业率虽然也明显增长，但变化的时间点稍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这两个在内的其他失业率指标，到2021年下半年时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爆发前较为稳定的长期水平附近。总体而言，近两年在特殊的整体经济环境条件下，失业率数据再次与经济学相关理论所预见的趋势相符，失业率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表现，更加突显了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这一功能得到了持续强化。
当前失业率统计存在若干不足，其数据准确性有待核实，同时分析其对于整体经济状况的指示作用也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的2020年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当年两个失业率指标的增长幅度显得并不算太高，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季度最高值甚至低于新千年初期另外两个不同时期的峰值，这表明失业率指标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反映能力以及精确度可能还有待提升。从省区失业率分布状况分析，通常认为全国失业水平应为各省区数据按比例计算的结果，但统计资料表明，全国平均水平与各省数据按大小排列后取中间值的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或许反映出地方统计部门上报登记的失业数字，可能受到某些引导因素的干扰，从而产生非偶然性的偏差。
另有一个关联事项，2020年失业金给付总额显著增加，表明失业保障在抵御经济下行影响方面发挥了效用；不过，领取保险金者占失业者总数的比例相对较低，失业人员中享受失业救济者所占份额甚至出现轻微下滑。这反映出失业保障对民众生活的扶持力度尚需加强，相关领域学者2020年指出的该问题显然具有充分理由和合理性。
失业率数据在揭示经济周期状况方面存在不足之处，这一点源于我国体制与发展双重转型的历史条件，导致在较长时间尺度上，失业水平与整体经济波动之间难以发现统计学上的明显关联性。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涵盖下岗工人的整体失业程度出现两次大幅攀升，这主要源于处理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机制失衡的长期影响。具体来说，两次失业率的高点，一个源于改革初期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另一个来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逐步出现的规模性工人失业，这两者主要是由特定历史事件推动，而非经济周期波动所致，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作为经济整体状况的反映，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程度，二者之间并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描述的那种明显的反向联系。该图表明，即便将相关数据向后扩展至二零二一年，那两个指标的实际测量值彼此之间依然未能发现明显的统计学关联性。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尽管近两年疫情期间我国的失业数据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并且这种趋势与经济由衰退转为增长的节奏形成对应，但依然要留意失业率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引发凯恩斯式失业问题时的不足之处，以免单凭失业率数据来衡量就业状况时，产生过于天真的判断偏差。
2、两个增量指标的认识价值
有必要指出，经典教科书奥肯法则与我国相关实践不相吻合或存在排斥性，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宏观经济波动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必然没有明显关联性。大约十多年前，我们在相关探讨中强调，剖析二元经济变革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动荡之间的关联，必须将我国经济实际状况考虑在内，纳入农业劳动力迁移数量这个结构性要素，从而构建一个可以称作扩展奥肯定律的分析体系。运用农业人口流动与失业程度这两个指标的新型奥肯法则，更可以说明我国及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动态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只考虑失业率的老式奥肯定理，不过是针对那些农业劳动力流动已经结束的工业化国家所适用的特殊情况。换句话说，参照中国的变革历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实际上阐明了这一范畴更为普遍的经济关联和内在规律。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数据观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年度变化量是反映中国整体经济状况波动的一个关键指标。通过两个图表可以明显看出，以农民工数量衡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总量虽然一直在增加，但每年的增减幅度却很不稳定，并且这种变化趋势和经济状况的起伏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即经济景气时农民工流动较多，经济不景气时流动则相对减少。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减变化上，以此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调配或缓冲，这凸显了我国城乡经济差异和工业化加速阶段在奥肯法则中的显著特征。
依照奥肯定理的普遍看法，2020年疫情导致经济出现异常下滑，同时农民工外流人数显著减少，绝对值下降约520万，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大降幅，这一减员规模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程度在数量上呈现高度匹配。随着2021年整体经济环境逐步好转，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也明显增加，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年的增长人数或许能达到五百万左右。这表明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是当前经济波动下起到缓冲作用的关键渠道。右图中的数据表明，最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农民工数量的变化幅度十分显著，并且2020年的观测值明显偏离正常范围，但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通常的统计关联性，这两年观测值与整个时期数据的线性关系依然相当吻合，这说明广义奥肯定理依然能够很好地说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
深入分析疫情期间宏观经济起伏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2021年农民工数量增长预期显著回升，大概能够恢复到2019年的状况，即便如此，这个增幅依然无法弥补过去两年间本应出现的农民工流动增加量。用过去五年新增人数的平均数当作过去两年农民工理应增加的量来估算，能够推算出在未出现疫情的情况下2020年和2021年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情况，下图表明过去两年农民工实际的总人数和这个估算值之间大约有六百多人的出入或不足，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2021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恢复状况还不够到位。
农业从业者和城市居民的收入预期相差悬殊，就业不足状况通过外出务工人数的变动反映出来，进而限制了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要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关注每年数百万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这种变化对经济总收入的影响，或许高达万亿级别。另有资料表明，二零二零年，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的人员数量增长幅度减小，整体人数也减少了，并且本地和外出务工人员的构成比例也出现了不寻常的调整，具体表现为，外出人员的占比从前一年百分之五十九点九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减少了半个百分点。外来务工人员的经济收益通常比较可观，人口流动模式的调整可能会阻碍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初步估算这个现象或许会造成近百亿的经济损失，劳动力市场在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显著放缓时，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减少以及就业形态的变动，同时从两个角度抑制了收入增长。
我国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包括增加城镇人员的工作机会，2020年新增城镇工作人数因疫情扩散和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出现显著下降，从2019年的1352万人减少到1186万人，减少了12.3%。2021年上半年度全国城市领域创造工作机会1045万个，较2020年同期城市领域增加的工作岗位数量多出17.4个百分点，这一数字已经抵达年度1100万个岗位政策指标的95%，若将十月份增加的88万个岗位计算在内，则已实现全年目标。2021年城市领域全年新增工作机会的最终规模，将视第四季度的状况而定。
对比2020年和2021年每月城市新增工作数量，2021年第二季度起该数值逐月下降，特别是在10月份，降幅明显加大，比2020年10月少了230000人。鉴于2021年末整体经济可能持续承压，预计11月和12月的工作岗位增加量或将继续减少。今年第四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大概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八十万左右，据此估计，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或许会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五万，虽然比去年增长了将近百分之六，但与二零一九年疫情前相比，仍然低了九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恢复状况还不够理想。
3、就业恢复不充分的宏观影响
经济整体与工作机会相互影响：工作机会不足是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某些政策背景下整体发展不达预期的结果，反过来又会阻碍收入和消费的提升，同时加剧经济走低的困境。根据相关图表所反映的信息，在最近两个年度的疫情阶段，整体需求提升的构成方面，2020年外部需求所占的比重达到了27.4个百分点，根据对前十一个月统计资料的推算，2021年货物与服务出口的净增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许会达到19个百分点以上，从这两个年度的综合情况来看，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推动力平均而言会超过2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照，先前十年间净出口对总需求所施加的平均影响为负数，这揭示了外部顺差失衡的长期调整进程，以及这种调整从总需求层面抑制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最近两年的疫情特殊背景下，由于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的外部需求再度实现了与世纪初相仿的出乎意料的迅猛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承受着新的下行挑战，国内需求不够旺盛，特别是消费增长显得比较缓慢，这显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
经济活动不够活跃，涉及多种因素。比如咱们国家在传染病防治上，之前的办法效果显著，不过随着病情变化，出现零星个例、局部聚集和小范围传播的情况变得普遍，这种情况下，力度很大的防控手段，实际上会阻碍消费的提升。但消费低迷的更深层因素，在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状况下，个人收入增长未能达到预期标准，这又与工作机会不足的情况相互影响。再具体分析疫情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一部分是因为防控措施要求保持社交距离，导致消费活动风险加大和交易费用上升，另一部分则是通过限制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来体现。
先观察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和复原状况。相关图表表明，2020年经济快速下滑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受到严重打击。具体来看，城镇居民实际收入跌至1.2%，这个增速不仅比世纪初期和金融风暴时期要弱，还创下了新低。农村居民收入中，有部分来源于“转移收入”的异常提高，导致整体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减缓至3.8%，其探底程度仅比世纪之交农民收入的增长低谷稍强一些。同时，与前一年宏观经济显著复苏的情况相吻合，今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均大幅度提升，分别增长到8.7%和11.2%。不过统计资料表明经济效益提升后续力量不够，体现为2021年第二阶段之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经济收益进步速率急剧下降，第三阶段名义经济收益的进步速率已经降到低于六成，实际经济收益更少，第四阶段或许会继续触底。即便将基数影响纳入考量，从两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第三季度城镇与农村居民名义收入增速，相比第二季度出现了显著回落，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降至7.9%和5.6%，居民的所得增长也体现出减缓趋势。
一般而言，诸多影响消费提升的要素里，经济收入提升是最核心的支配力量，疫情特殊背景下，部分依赖人际互动和群体活动的消费项目，例如外出就餐、旅游观光、文娱活动等，会因疫情扩散和区域爆发及其配套的管控手段而受到明显阻碍，但即便如此，经济收入变化的总体趋势依然对过去两年的消费发展态势提供了主要说明。左图呈现的年度城乡消费状况，其中2021年数据为前三季度统计，表明2020年期间收入增速出现异常下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因此降低了3.8个百分点，这一表现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差的消费增长记录。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依然保持着2.9%的增长率，虽然增速不高，但处于世纪之交零增长阶段的较低水平。得益于先前收益提升带来的反弹以及前一年消费下滑形成的对比效应，2021年消费呈现显著回升态势，头三个月城镇和农村的消费开支增长率分别大幅攀升至14.2%和18.5%。但是右图季度数据表明，当前收入增长后续动力减弱，这一点与之前情况相符，2021年第二、三季度乡村和城市消费速度先后从峰值回落，除去原有基础影响，两年平均增长速度也从第三季度起逐步减慢，结合整体经济环境和居民收入提升状况，2021年第四季度城乡消费速度可能继续下降。
其它相关指标从多个层面反映出疫情期间就业和收入恢复不够充分制约了消费增长，具体来看，2020年零售月度实际同比增速在年初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段急剧下滑接近24%，此后随着疫情范围逐步受控以及经济和收入状况好转，零售总额增速也不断反弹，在2021年第一季度一度攀升至超过30%的峰值。不过随后的零售增长势头明显减弱，9到10月份已经降至2%以下水平。即便把统计基数因素考虑进去，观察两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9月和10月也下滑到3%附近位置。况且春节和国庆节这两个通常消费兴旺的时段，由于疫情尚未完全受控，这两个节日的消费活动难以实现正常反弹。右图中的旅游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春节的旅游相关收入大幅减少，几乎减少了一半，2021年春节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也仅仅回升了8%；而国庆节期间的旅游相关收入更是连续两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内需疲软，这与新冠疫情尚未根除有密切关系，同时就业和收入恢复缓慢，限制了消费的持续增长，也阻碍了经济复苏的步伐。这一现象表明，2021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期间，城市与乡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均出现下滑，部分指标在短暂回升后再次走低，反映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需求不足、供给受阻以及市场信心下滑等问题。
4、2022就业形势和政策探讨
预判2022年人力资源领域和职业状况，近些年高校结业生已构成每年逾千万人待业者队列的核心构成，2022年估计大学结业生总数将比前一年显著增长167万，初次突破一千万大关来到107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此外还有四百到五百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数十万名退役军人以及部分普通高中毕业生等群体加入就业队伍，整体求职者规模将创下历史记录。不过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2022年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十分艰巨，这会对就业岗位的创造形成整体性限制。因此当年达成完全就业的理想状态难度很高，劳动力供需状况和就业前景都比较暗淡。1962年因历史因素出生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加，到了2022年他们已年满60岁，达到了男性法定退休年龄，导致退休人员数量上升，进而为就业市场释放出更多职位，对就业难题起到一定纾解作用，不过这种情况或许仍无法从根本上扭转2022年劳动力市场整体供需相对紧张的格局。
实现完全工作机会是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宗旨。遇到经济前进受阻和岗位不足的问题，必须执行中央经济集会指出的正面方向的金融、公共开支、体制措施，努力维持整体经济局势稳固。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推进宜早不宜迟”的指示，相关机构已着手进行具体安排，预计很快将推出一系列有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对维持宏观经济增长起到正面效果。此外依据我国近些年经济活动与政策执行状况，也应汲取经验，增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进而提高政策配合程度和整体运作效能。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迈入全新水平，在制定宏观调控策略时，务必兼顾持续推动高质量进步与达成潜在增长指标这两方面要求，各项经济举措的核心任务，是在确保当前经济运行速度与特定时期潜在经济能力相匹配的基础上，达成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预期成效。2020年经济出现严重下滑，2021年经济增速明显回升，但两年综合来看实际增长幅度并不大，特别是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学术界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水平时，应当防止实施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例如提升整体发展水平需要对部分领域和单位强化监督和约束措施，此类监管措施即便属于合理范畴，依然会对工作人口的活动情形造成正面或负面效应，从而在就业方面产生大小不一的作用。政府部门在制定严厉的调控措施时，需要遵循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的根本方针，平衡兼顾促进就业和实现更全面更优质就业的目标，借助完善管理手段和约束办法来降低失业现象，防止对经济进步带来过于显著的负面影响。
又如，周期性调整或控制是宏观政策领域提出的一项新策略，旨在应对疫情时期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特殊状况，通过实施跨周期控制，力求使经济活动更加平稳且有序。与逆向调控主要作用于既成宏观经济态势迥异，周期性管理立足于对后续时段下一阶段经济状况的预判，因此对前景经济动向的把握精确度要求大幅提升。一旦预测出现显著出入，即便原本妥当的管理方针也可能无法达成，甚至可能招致与初衷相悖的后果。因而需总结经验提升预期准确性和跨周期调控科学性水平。
最终需强化对就业惠民措施的推进力度。当前经济出现负增长态势时，更应着力提升商业主体的活跃度，充分展现企业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功能。借助优化商业环境、稳固企业信心、实施税费减免等手段，可激发商业主体的生机并推动工作机会的生成。需要显著增强对小型、中型、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援助方案，借助减少税收、降低费用、提升信用等手段，帮助他们减轻负担、补充资源、增强能力。
国内外实践表明，直接向家庭和个人发放定额补助，是缓解疫情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造成影响的一项有效措施。鉴于国内疫情可能持续存在，且局部爆发难以根除的长期状况，有必要在借鉴先前各地发放消费券、抵扣券等补贴政策成功经验后，进一步增加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扶持力度。依据数字人民币在冬奥会期间广泛测试场景所积累的实践心得，可探索运用数字人民币渠道向低收入群体与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或次数有限的重大收入补助，将其作为疫情特殊状况下提振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应急措施。
面对来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将突破千万的态势，需要适当增加部分学科领域的研究生录取名额，以此加强医疗保健、智能科技、尖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的未来人才库建设。同时要继续推行“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计划，借助创业补助、创业贷款利息减免等手段，为青年学子自主创业提供助力。应当引导有志的就业者参与更广泛的通识学习，促使人力资源更具适应性、韧性以及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通过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降低自然失业率。
针对灵活用工人员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应迅速扩大新行业从业者享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的范围。对于就业方面存在困难的群体，比如“4050”人员，需要构建鼓励创业促进就业、提供多样化灵活就业机会的体系，同时借助设立临时性公益岗位等方式给予基本支持。此外，要有效运用失业保险资金，确保丧失工作能力的人能够获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解决失业补助金发放比例偏低的情况，需要简化申请流程中的条件，增强失业保障的普遍性和社会安全网的支撑功能。
感谢刘鎏、白春华帮助整理数据和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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