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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钟正生、张璐以及常艺馨，其中钟正生担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同时也是平安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
核心观点
2023年至今，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本文着重探讨外来务工人员队伍的具体情况，工作恢复的持久性，以及相关措施如何激发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能力。
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将近三亿，他们构成了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四成以上，同时也是非农劳动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农民工群体虽然多数没有城镇户籍，并且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们普遍展现出勤劳肯干的精神面貌，这些特点导致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与城镇居民群体有所不同：农民工更倾向于进入制造业和建筑行业，他们从事的工作更多是直接接触性质，而不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业。
2020年至2022年，农民工面临就业困境。国内经济承压，城镇新增工作机会不多，农民工求职变得不容易，也降低了他们找工作的积极性。同时，疫情冲击线下经济，农民工的活动范围大幅缩小。2020到2022年，农民工的公开就业压力已经很大，而外出人员流动状况所显示的潜在就业压力更为严重。我们估算，若把隐匿在故乡无业的260万人计算进去，2022年外来农业户籍人员的实际失业状况或许更为严峻。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不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外出务工所得是乡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支柱，然而近三年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持续减少，导致乡村居民的经济增长放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增加消费的意愿，进而减缓了乡村消费模式的转变进程。
2023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展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有更多的农业户籍人员前往城市工作，有效填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在2023年第二季度，调查数据显示，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平均失业率比去年同期降低了1个百分点，下降到了5.0%。如果将那部分额外进入城市的55万农民工计算在内，失业率还将进一步减少0.3个百分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出现好转，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服务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成为农民工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其次，建筑行业的用工需求有所恢复，对农民工就业不再造成阻碍，反而提供了支持；再者，在维持制造业比重不变的要求下，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也开始显现稳定迹象。我们相信，今年经济振兴的态势会继续发展，服务行业仍然是主要推动因素，所以农业工人找工作的状况会有一定稳定性。
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可能成为推动国内需求扩大的关键环节。不过，从工作机会恢复到收入提升，从收入提升到消费扩大，中间环节依然存在困难与时间差。2023年上半年，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状况好转，已经对消费形成一定促进。但是，乡村居民消费的种类需要更多改进，消费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国家层面的调控措施有助于加快农民工群体购买力的实现进程。现阶段，要着力增强经济逐期发展态势，实施利用劳动替代救济的方式，消除用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确保农民工工作机会的稳定，帮助他们增加收入；另外，应制定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消费激励方案，建立惠及该群体的住房专项援助资金，增强他们消费的信心。农民工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这直接限制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能力。从长远角度考虑，宏观政策必须处理农民工消费既不接地气也不接轨的问题。可以着力于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改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同时健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分担体系。
农业工人规模巨大，属于国家主要劳动人群，也是保障工作机会措施着力关照的群体。二零二三年前半年国内工作状况普遍提升，其中农业工人工作情形进步最为突出。从人数统计，二零二三年上半年离乡打工的农业工人数量较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二，这个增幅是二零一三年至今第二高的数值（仅比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低）。根据失业数据，2023年7月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的失业状况有所改善，调查失业率降低到4.8%的水平，这个数值比2月份的最高点减少了1.2个百分点，也比城镇所有人群的平均失业率低了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失业率从2月份的5.7%下降到6月份的4.4%，不过在这些农民工群体中，低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仍然比较大。
本文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角度出发，梳理了2020至2022年期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对消费产生的具体作用，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就业恢复的稳定性，并提出了促进农民工消费需求实现的相关政策性意见。
作为重要群体的农民工有何特征？
农民工是重要的就业主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分布同城市整体情况存在不同。依据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全国外来务工人员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涉足七个领域，涵盖加工制造、建筑、商品流通、社区服务、物流邮政以及酒店餐饮等，而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比例合计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六。与城市居民就业领域相比较，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分布呈现出两种特点：
农民工主要参与制造和建筑行业的工作。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统计信息作为参考，可以分析城市整体的职业分布情况。在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里，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达到了27.4%，比城市居民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高出7.8个百分点；而从事建筑行业的占比为17.7%，也比城市居民在建筑领域的就业比例高出8.3个百分点。
另外，农民工从事的工作领域比较单一，并且大多属于需要直接接触的行业。在所有农民工中，有51.7%的人从事第三产业，但城市里从事该产业的人员比例达到了66.6%。具体来说，农民工在第三产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酒店餐饮以及居民服务。
农民工群体有其特殊之处，影响了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和岗位。
过去三年农民工就业与消费同步走弱
1. 过去三年农民工就业难度有所加大
近些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求职变得更为不易。国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城市新增的工作机会有所减少，这增加了他们找工作的难度，也降低了他们工作的意愿。2020年，我国外来务工人员数量首次出现了统计以来的同比下滑，减少了517万人。2020年到2022年，外来务工人员占农村居民的比重依次增长了0.7个单位、2.7个单位和1.5个单位，而2012至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2.1个单位。同时，由于疫情干扰了实体产业运作，务工人员的行动范围受到压缩。到了2022年，外出务工人员在整个外来务工群体中的比例比2019年降低了1.8个单位。外出务工的农业人员多数选择在本省工作，2022年，到外省工作的农业人员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的比例比2019年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受到就业稳定政策的较少惠及，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无法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导致他们的就业难度比城市常住居民更为突出。在最近三年中，旨在稳定就业的相关措施，如失业保险金的岗位稳定返还、对企业裁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加强社会援助等，其保障范围主要集中于那些拥有固定雇佣关系并参与本地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群体。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不曾订立规范的用工协议，很少参与职工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同时也不拥有工作地的居民身份，因此难以获得相应的援助，反而成了促进就业措施覆盖不到的边缘人群。
2. 外出农民工流动数据折射隐性就业压力
相比于本地就业，外出就业在收入方面吸引力更高。依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外出打工的农业人员减少了四百六十六万，2021年增加了二百一十三万，2022年增加了十八万，这个增幅远远小于2016至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的一百二十一万；外出务工人员占农村居民的比重，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同比分别增长了零点一、一点二和零点五个百分点，而2012到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一 点零九个百分点。根据附录内容推算，与先前状况对比，2020至2022年间外出务工农民的流动数量总共减少了六十九万人，其中2022年具体减少了二十六万人。
流动人口中的外出务工人员，常对城市失业统计造成影响。乡村地区是闲置劳动力的聚集地，当经济活跃度不高时，众多务工者会回到家乡，城市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就业统计信息出现偏差。外来农业户籍居民与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一致，若把那些回到家乡未就业的260万人也算进去，这类农业户籍人口的实际失业状况或许更为严峻。
3. 农民工就业景气度影响农村消费
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经济状况不佳，同时受到疫情冲击，导致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形势不乐观，进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放缓，也影响了他们增加消费的意愿，从而减慢了农村消费层次提升的步伐。
外出务工所得是乡村百姓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对居民户的调查，农民的收入构成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益，这部分收入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作物，比如谷物、蔬菜以及水果的种植，其增长幅度比较平稳。2022年，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收入占到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6%。与2013年相比，这个比例减少了7.1个百分点。第二项是劳动报酬所得，这是农业人口经济收益增长的主要部分，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状况联系紧密。2022年，劳动报酬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达到42%，比2013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外来务工人员前往城市工作，会将部分钱款汇回家乡，有利于减小城乡居民之间的经济差距。2020到2022年，乡村百姓平均每人的可支配钱数每年增加的幅度，比2017到2019年少了1.1个百分点；在这之中，自己做生意的收入每年增长的速率，仅仅比2017到2019年低0.1个百分点，不过，到外地打工的人拿到的工资收入每年增长的速率，却比2017到2019年少了1.6个百分点。近些年，农业人员离开家乡去城镇打工的钱增长变慢了，这成了他们总钱袋子增长变慢的最重要原因。
农村居民增加消费的意愿与其劳动报酬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2014年至2019年期间，农民从事工作的收入实现迅速提高，占到手收入的比例增长了2.4个单位，那个阶段村民用于开销的金额占到手收入的比例也增加了3.8个单位。2020年，村民劳动报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比2019年降低了1.4个百分点，同期生活开销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也比2019年减少了3.2个百分点。近三年里，村民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减慢，对他们的消费意愿造成了一定影响。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减慢，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受到了限制，这给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改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信息，二零二二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是三十三个百分点，比二零一九年增加了三个百分点。从具体的消费项目来看，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比例下降了百分之一，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也减少了百分之零点八五，这两项对整体消费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以来农民工就业显著好转
2023年至今，国内经济逐步回暖，其中接触型和聚集型服务领域率先实现增长，这些行业主要依靠农民工群体支撑。在经济复苏阶段，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有效填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空缺。2023年第二季度，农民工流动的同比增量达到581万人，超出预估的潜在数值约55万人；同年第二季度，农业户籍外来人口调查失业率较上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至5.0%，若将多出的55万流动农民工纳入考量，修正后的失业率还将再减少0.3个百分点。
如果2023年农村地区居民数量比2022年降低了944万人，并且2020到2022年期间平均每年减少的人数也是944万，那么到2023年，农村人口总数将降至48160万。同时，从2012年开始，外出务工农民中可能转移的比例为1.09%。据此推算，2023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可能转移的数量应为48160乘以1.09%，即526万人。然而，这一预测值比实际的581万人少了55万。
分析可能流动的务工人员下岗情况，可以用下岗人数加上可能减少的人数，除以总人数加上可能减少的人数来计算，这个比例表示务工人员下岗的情况。以2023年第二季度末务工人员数量和下岗比例的平均值来计算，结果是（18705万人乘以5%减去55万人），除以（18705万人减去55万人），等于4.7%。
我们相信，今年国内经济振兴的态势会继续发展，服务行业是关键的增长引擎，所以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机会恢复会比较稳定。农业转移劳动力工作状况从不佳变为好转，关键因素有三个方面：
第三产业对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它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民工实现就业的主要渠道。
其次，建筑施工需求回升，对农民工新增就业由拖累转为支撑。
最终，十四五规划强调维持工业领域比重不变，工业部门的人力需求初步显现稳定态势。
如何助力农民工消费需求释放
我们觉得，现阶段农业工人职业的复原拥有必然的连贯性，农业工人阶层能够化作2023年促进国内需求增长的枢要“基点”。不过，从职业复原到收益提升，从收益提升到需求增长这些环节，或许会遭遇“转化”的阻碍和延缓。
2023年上半年，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对消费形成一定促进作用。今年上半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比去年末增加了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也增长了0.4个百分点。不过，农村居民的消费构成仍需持续改善。根据恩格尔指数分析，过去一年乡村住户在食物上的开销比例达到32.8%，比城市住户高出3.7个百分点。查看最近一年的消费细分数据可以发现，乡村住户在衣物、额外物品与劳务以及住房这三个方面的支出总额，仅相当于城市住户的一半左右，对于非必需商品的购买仍然不够充分；但是乡村住户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和城市住户的差距是所有项目里最小的。2023年上半年，乡村民众的用度增长速度超过了都市民众，这种提升主要来自吃穿烟酒和住房这两个方面，而其余物品与劳务、出行联系、学习文娱这些方面则恢复得不够强劲。这种情况反映出，乡村民众的消费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特别是在非必需品的用度上，还有很大的进步余地。
因此，国家层面的调控措施需要在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水平、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收益、激发外来务工人员购物欲望这三个层面施加影响，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助推力。近期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环节展开工作：
然而更为根本的症结在于，进城务工人员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这直接限制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能力。若以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评估，2015年城市住户的额外收入中约有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会转化为消费。但是，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每月赚到3359元，平均每月花掉1012元生活费，此后没有再公布生活费相关数据，每月的生活开销只占他们收入的30.1%。农民工在城市消费偏低，主要归结为两个因素：首先，他们需要将部分收入寄回农村家庭，导致在城市生活时不得不精打细算；其次，由于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加之工作机会不稳定、收入来源不固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他们更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所以，国家调控应该更加关注长期发展，处理外来务工人员消费“既不充分也不活跃”的状况，激发他们的购买力，让他们在促进国内需求增长时能有所贡献。
1. 增强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
工作保障程度关键在于是否订立合同，特别是长期工、固定工这类身份。当前社会状况下，农业工人工作多为临时性、非正规化，签订合同现象并不普遍。农民工情况通报指出，二零一六年与雇主或机构签署合同的农业工人占比为三十五点一，较二零一二年峰顶减少了八个点八。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年农业户口的跨区县务工人员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36.9%。这一比例低于本地城镇劳动者的70.3%，也低于城城流动人口的58.2%。
农业从业人员规范用工协议签署比例不高导致的问题在于，当遭遇经济衰退等外部压力时，农业工人被迫离开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在出现意外伤害、薪酬等争议场合，由于农业工人与企业间的工作性质认定不清，他们的合法权利更容易遭受侵害。刘丽丽在2021年的调查指出，与工作变动频繁的农业工人相比，工作状态稳固的人员实际开销最多能增加百分之十九。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的工作比较安稳，他们的收入波动性小，不容易遇到经济上的麻烦；他们更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里；他们工作的时间不长，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和娱乐。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们的消费能力得到了提高。
所以，要改善农民工消费水平，首先得让他们的工作更稳定些。政策要下功夫，让《劳动合同法》真正执行起来，多签些劳动合同；还要帮农民工更容易找到工作信息，减少收入突然中断的情况，让他们对未来的收入更有把握。
2. 提升农民工社保的覆盖质量
近些年，我国基础社会保障参与程度稳步提高，惠及范围相当大。到2022年岁末，我国基础养老保障、健康保障的加入者数量分别为10.5亿、13.45亿，分别到达了制度规定应加入总量的90%、95%；城镇劳动者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的加入者数量分别为5亿、5.5亿。二零一六年，国家层面颁布了相关指导性文件，明确指出需将城乡居民医保体系进行统一规范，规定其服务对象包含所有未纳入职工医保范围的居民群体。
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医疗及养老保险的覆盖质量不高。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进展状况统计公报》的信息，到2017年年底，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城镇职工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占比是21.7%和21.6% respectively, 比城镇工作人员的参保比例少46.1和29.9个百分比；2017年，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障的占比分别是17.1%和27.2%, 比城镇工作人员的参保比例少26.4和25.3个百分比。农民工通常只在原籍参与基础型城乡居民保障，而非高级型城镇职工保障，基础型医疗缴费少，但报销能力有限，多数农民工参保地是原籍，现实中就医地常与参保地不同，跨地域报销难问题会使其报销额度更低从这个角度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基础的城镇与乡村社会安全网，无法切实减轻他们在工作地可能遭遇的医疗费用负担。
覆盖高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对于农民工的消费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种保障与就业情况紧密相关，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较大，有助于减少农民工在医疗方面的支出风险。同时，这也使得他们不必再为应对疾病等突发状况而储存过多资金，从长远角度出发，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周佳璇和赵少锋在2022年完成的研究显示，经过控制农民工个人情况、家庭背景以及迁徙特点等因素后，选择在就业地加入职工医保的务工人员，其边际消费表现值为0.166，远远超过只在原籍参保人员的0.082；综合分析发现，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医保这类高等级医疗保障计划，能够使其消费支出明显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当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公司和个人共同承担开支。不过，公司承担的社保费用比较突出，受到经营活动的制约，常常寻求减少人力成本；而外来务工人员更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加之他们工作变动频繁，社保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续接的手续不够简便，在寻找工作时，对于工作单位是否缴纳社保，并没有强烈的关心。
因此，需要调整经济策略以减轻公司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费用压力，从而扩大城镇社会保障网络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一方面可依据外来务工人员参保的具体情况与比例，为相关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税务减免和保障金支持；另一方面，接纳地管理机构可考虑为外来务工人员集体购买附加健康保险，或允许他们参与本地的特色健康保障项目（诸如“沪惠保”、“北京普惠健康保”等），以此激发他们的消费能力。
3. 促进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
转变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来说能增加开销，不过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城市首先得克服户籍方面的限制，同时心理上是否愿意融入也需要反复斟酌。融入城市生活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还得承担许多开销；而土地既可作为他们进城失败的退路，也是难以割舍的故土。根据相关调查，近年来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对该地的认同程度有所提高，不过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农民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有45.7%的进城务工人员觉得自己是居住城市的本地居民，这个比例比2016年增加了10.1个百分点。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融入城市生活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居住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办理困难，子女上学不便等，同时还要考虑放弃土地可能带来的损失。
当地政府注意到，外来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城市维护的开支也在变大。这导致政府在道路修建、福利发放、社会秩序维护、学校设立、医疗服务、居民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增多，但短期内却收不到明显的经济回报。所以，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基础建设，而不是通过刺激消费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算存在调整户籍政策、促进人口迁入的需求，行政单位也更愿意将本地户籍提供给能够创造更高经济价值的高等教育背景人才，而不是农业工人群体。在学术探讨中，针对农业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时政府所需付出的代价估算，人均费用大约在3万到8万元这个区间，而整个社会需要承担的总代价估算，人均范围则介于5万到15万元之间。城市等级越高，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的代价就越大，经济发达区域比欠发达区域花费更多。
从长远的经济与社会均衡考量，国家层面有责任并且正在促进外来务工人员逐步融入城市居民体系。不过这项工作的关键障碍在于，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费用分摊体系尚需改进，必须清晰界定国家财政、接收地财政、派出地财政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各自的承担比例。当地政府能获得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依据农民工落户数量而定，流入地政府会依据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技能水平发放补助，流出地政府也应当支持农民工自主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
杨超, 张征宇, 对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就业水平的不同进行分析：探讨当前状况、差异成因及影响因素。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财经研究期刊，2022年第48卷第4期，具体页码为19至33页。
周佳璇,赵少锋,探讨医保对农民工消费能力的影响,从市民化角度分析,发表在《消费经济》2022年第2期,页码为74至85
卫龙宝,王文亭.关于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成本效益分析:综述与理论模型建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期刊,2018年第三期:页码37至44.
附录
外出农民工潜在水平估算
根据现行统计规则，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登记在农村，每年在当地从事非农业工作或者离开家乡工作满六个月的劳动者。这些人可以根据工作地点是否在户籍所在乡镇范围内，划分为本地工作和外出工作两种类型，在本地工作的农民工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到2022年底，在所有农民工中，从事本地工作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为41.9%。
根据统计部门发布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监测与调查通报》，离乡务工人员的经济收益更为可观，2022年岁末就地工作的农业劳动者的月收入为4026元，比外出工作的农业劳动者少1214元，即后者为5240元；离乡工作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更为迅速，2017至2022年期间，就地工作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年增长率为5.1%，而离乡工作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年增长率则达到6.6%。外出务工的收入前景通常比本地工作更诱人，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减或许更能体现城市就业市场的状况及活跃程度。
近些年，我国城市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农村中的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持续上升，2022年，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总数达到了2.96亿人，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11.2%。外来务工人员在乡村总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变大，2012年这个比例是40%，到了2022年已经增长到了60.2%。
我们注意到，离开家乡的农业工人占乡村总人数的比重从2012到2019年每年平均上升1.09个百分点，这种模式表现突出，数据吻合度很高（相关系数为99.3%）。这种变化既包含了乡村居民数量的波动，也反映了农业工人外迁的内在走向，因此我们将其当作基本前提来分析。潜藏的一种推论是，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九年作为参照系，当时外出务工人员的预估增长规模与实际人数相符。依据乡村总人口状况，能够推算出历年度外出务工人员的预估规模及其增减幅度，
根据流动务工人员的具体数目，我们以2011年作为参照点，推算出流动务工人员的累积不足量。这个推算结果与我们的内在推论相符，2019年流动务工人员的累积不足量为零。
潜在警示：稳定增长措施实际作用未达目标，国际经济下滑状况比预判严重，农业人员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出现根本性转变，这些都可能显著增大测算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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