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安徽省2023年的GDP突破4.5万亿元之际，皖北地区的小城永城，其归属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该市横亘于豫皖苏三省的交汇处，虽口音为安徽方言，饮食偏好皖北的卷馍，但在行政上却归属河南商丘管辖，因而成为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生动例证。
合肥的数据显示其带飞全省的能力令人咋舌，然而深入分析各市的发展差距，便不难发现安徽至今还在为七十年前的行政区划调整付出代价。
1952年，永城正式纳入河南省的版图，这一决策实质上反映了计划经济时期对资源进行分配的策略。
河南当时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工业发展相对较弱，但永城地区已发现的煤炭储备量高达31亿吨，这一数字几乎占据了全省煤炭储量的三分之一。
此类资源分配的变动并非唯一——在同一时期，江苏徐州的利国铁矿被纳入山东管辖，湖北郧阳的三县则划归陕西管理，这些举措均遵循“原料产地靠近供应工业基地”的原则。然而，永城的情况尤为特殊，其方言和风俗至今仍与皖北地区极为相似，这导致了一种文化归属感与行政管辖权之间的矛盾与割裂。在高铁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差异被进一步加剧：商丘与永城之间尚未开通高铁，然而从安徽淮北到永城的距离却仅需15分钟车程，两地人员交流的频繁程度明显超过了省内其他地区。
合肥的迅猛发展反而使得区域划分遗留的问题愈发严重。在省会城市凭借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使得人均GDP成功突破12万元之际，皖北的六座城市中仍有四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阜阳、亳州等农业为主的市，面对永城这个被视为“别人家的孩子”的城市，心中难免感到不平和遗憾——那个当年被划出的资源型城市，如今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他们的一倍还多。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这种不协调现象愈发突出，安徽正积极向江浙沪地区靠拢，而永城，这个隶属于河南的“飞地”，却成了交通的边缘地带。
类似省界争议并非仅限于安徽一地。在山东微山湖区域，苏鲁两省的边界纠纷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而河北的三县飞地则被困在京津之间长达百年，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然而，永城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文化认同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根据最新的卫星灯光图显示，永城与安徽的淮北、宿州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个连片的城市群，其夜间灯光的亮度是商丘地区的三倍以上。这种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壁垒形成鲜明反差。
在长三角区域进一步拓展的当下，或许已到了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重新评估的关键时刻。可以借鉴广佛两地实现同城化的成功经验，探讨构建永城与淮北跨省域的协同发展区域的可能性。同时，可以参考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运作模式，研究在资源型城市之间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可行性。尤其是随着合肥新桥机场辐射范围覆盖河南固始，以及亳州药材市场半数客商源自永城，行政边界的实际作用正迅速减弱。与其纠结历史归属，不如构建新时代的区域合作范式。
